一三项累积要件：红通发布的硬标准

依 RPD 第83条，一份红通要合规发布，必须同时满足三项要件——缺一不可（累积适用）。

三项之中，"严重普通法犯罪"与"刑期门槛"是实务中最常用来挑战的两项。如果一份通报所依据的指控达不到刑期门槛、或本质上不是"严重普通法犯罪",它就不符合发布条件。

二什么叫"严重普通法犯罪"——以及哪些被排除

"严重普通法犯罪"这个核心概念，第83条本身并未给出精确定义。但规则通过"排除法"划出了边界——明确指出哪些不算。

这个"只有排除、没有正面定义"的结构，对当事人其实是有利的。它意味着：不是由你来证明"我这桩事不严重",而是由来源国来证明它确实构成一桩"严重普通法犯罪"、且达到了所有门槛。这与第19讲"举证责任在来源国"一脉相承（见第19讲）——你只需指出指控落入被排除的类别、或缺乏"严重性"的关键特征，球就回到了对方一侧。对方若拿不出"这是严重普通法犯罪"的扎实依据，门槛就没迈过去。

第83(1)(a)(i) 明确将以下几类排除在红通适用之外：

这套排除逻辑的背后，是 INTERPOL 维护中立、避免被卷入私人/行政/政治事务的根本立场（与第3条精神一致）。挑战严重性，本质上就是论证"我这桩事，落在被排除的类别里，或根本达不到严重程度",而不是一桩真正的严重普通法犯罪。

CCF 的判例为"够不够严重"提供了清晰的标尺。在一宗案件中（CCF-2019-07），红通所涉指控是盗窃手机——CCF 认为这属于欠缺国际警务合作所需严重性的轻微犯罪（petty crime），即便证据基础尚可，仍予以删除。另一宗案件中（CCF-2019-01），指控是签发空头支票——CCF 指出多数成员国把"无力偿债"视为民事而非刑事问题，且未显示犯罪故意，认定该通报缺乏国际警务合作价值而删除。这两例清楚地说明：有些指控哪怕事实成立，也因"太轻"或"本质上不是刑事"而迈不过门槛。（轻微财产罪、空头支票、行政税务类的系统拆解，见第24讲。）

三2022 禁止罪行清单：一份明确的"黑名单"

为了把上述排除落到实处，自 2022 年起，INTERPOL 总秘书处维护一份"禁止罪行清单"——明确列出不得据以发布红通的罪行类别。

这份清单的意义在于：它把"什么不够格"从抽象原则变成了相对具体的指引，专门用于阻止 INTERPOL 渠道被滥用于非严重犯罪——如监管违法、行政争议、纯私人事务等。需要注意，这份清单是"非穷尽的（non-exhaustive）"——它列举典型，但未列出的事项若同样属于行政/私人/不严重性质，照样可被排除。

四判断严重性的两把尺：个人获益与犯罪故意

在判断一桩"经济类"指控到底是"严重犯罪"还是"行政事务"时，CCF 实务中常用两把尺，值得掌握。

第一把尺：个人是否获益。若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个人从所指控的行为中获得财务利益，往往会削弱该行为作为"严重刑事犯罪"的成色——它可能更像监管或行政层面的问题。第二把尺：是否有犯罪故意。若缺乏当事人具有犯罪主观故意的证据，而行为更像普通的商业判断、履职行为或行政疏失，同样难以构成"严重普通法犯罪"。

五要警惕的"后门":总秘书处的裁量例外

讲严重性门槛，必须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门"——它可能让看似不达标的通报照样存在。

依第83(1)(b)，总秘书处握有一项裁量例外权：即便严重性或刑期门槛未被满足，只要 GS 经与请求国 NCB 磋商后，认为该通报"对国际警务合作具有特别重要性"，仍可批准发布。

六实务要诀

综合本讲，严重性门槛辩护的要诀如下。第一，逐项核对三要件——严重普通法犯罪、刑期门槛、国际合作利益，任一不满足都是切入点。第二，善用排除类别与 2022 清单——论证你的指控落在家事、私人、行政、文化争议等被排除的类别里。第三，用好两把尺——个人获益与犯罪故意，证明这更像行政/商业事务而非严重犯罪。第四，与个人角色叠加——严重性不足与个人角色不清常是同一组事实，合并主张更有力。第五，堵住裁量后门——不仅论证"不够严重",更论证"不值得国际合作"。第六，记住这是"严重性"两讲之一——本讲讲法理门槛，轻微罪与行政罪的具体判例应用见第24讲。把门槛吃透，才能一眼看出哪些通报"根本不配存在"。

延伸延伸阅读与衔接

本讲讲严重性法理门槛，下一讲转入最常见的一类"不够格"——商业合同纠纷被包装成刑事:

作者简介
 李仲伟律师，1998年执业，1972年出生，中国著名刑辩律师，刑事风险结构研究者、重大疑难案件系统解决路径实践者。著有《结构刑辩方法论》《刑事案件家属20讲》《INTERPOL红通完整手册》、《强制遣返20讲》《民企刑事危机系统应对与生存全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