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12条的另一半：数据必须"最新"

RPD 第12条要求数据准确、相关、且最新（up to date）。上一讲用到了"准确、相关",本讲的主角是常被遗忘的第三个词——"最新"。

这个要求的分量在于：红通不是"一次发布、永久有效"的。它所依据的案件状态如果发生了实质变化，通报就有义务随之更新；不更新，数据本身就因"不再最新"而不合规。现实中，来源国发布通报时往往很积极，案件后来了结、撤销时却懒得（或故意不）通知 INTERPOL——于是大量通报"挂"在那里，描述的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状态。这，就是突破口。

二核心打法：比对"通报所载"与"真实记录"的差距

准确性与时效辩护，有一个非常清晰、可操作的核心打法——找"差距（gap）"。

具体说，就是把两样东西并排比对：一边是INTERPOL 通报里记载的内容（指控、状态、日期、罪名、个人信息），另一边是真实的司法记录现状（法院最新判决、撤案决定、刑满证明、官方文书）。两者之间的每一处不一致，都是一个可主张的瑕疵。错误指认得越精确，纠正/删除请求就越窄、也越有力。下面这张对照表，直观展示"差距"长什么样：

表格右栏的每一行，都是一份你能用权威司法文书坐实的事实；它与左栏的落差，就是请求的着力点。

三哪些"已变化"情形可以主张

把"案件状态已变、通报未更新"这一类情形具体化，下面这些都是可据以请求删除或纠正的典型。

这些情形的共同逻辑是：通报所声称的"追捕必要性",已经因案件状态的变化而消失或改变——继续公布它，就违反了数据须"最新、相关"的要求。需要提醒：其中"无罪/已了结/已服刑"还可能同时触发"一事不再理"（第29讲），"时效已过"则与第27讲相关——本讲聚焦它们作为"数据过时"的一面，其余维度另讲深入。

真实判例也印证了这条路线。在一宗红通案中（CCF-2023-11），当事人主张自己就该指控已被无罪释放，而来源国 NCB 在 CCF 多次催促下仍未配合核实这一无罪主张——委员会认为这使数据合规性无从确认，最终删除了通报。这正是"无罪已成事实、通报却未更新、对方又拿不出反证"的典型。另在一宗 2019 年的案件中（CCF-2019-03），CCF 在维持通报主体的同时，明确要求从当事人档案中移除一项已经终止的指控——这说明"已变化而未更新"的信息，即便不导致整份删除，也应被纠正或移除（这也引出下一节"删除"与"纠正"的区别）。

四另一类瑕疵：信息硬错误与形式有效性

除了"过时",准确性维度还包含两类相对"硬"的瑕疵，值得单独留意。

其一，信息本身的硬错误。通报中的姓名、身份信息、关键事实、所引用的法律条文等存在客观错误，或与底层司法文书自相矛盾。这类错误是事实层面的，一旦用权威文件指出，很难抵赖。

其二，形式有效性的缺陷。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通报的"形式合法性",可以独立于实体指控被单独挑战。例如：通报缺乏有效的国内逮捕令支撑、扩散通报未达 RPD 的门槛条件等。换言之，哪怕底层指控本身暂且不论，只要通报"进入系统的方式"存在程序缺陷，这本身就是一条独立的删除理由——你不必先打赢"我无罪",就能主张"这份通报从形式上就不该存在"。

五不一定是"删除":纠正与更新也是结果

这一讲还要破除一个执念——挑战数据准确性，结果不一定、也不必总是"删除整份通报"。

当问题在于"某项信息错了"或"状态过时"时，CCF 的处理可能是纠正（correction）或更新数据，而非删除。这看似"不够彻底",但在很多情形下恰恰是合适的——比如纠正一处错误的事实、更新案件的最新状态。而当"过时/错误"严重到使整份通报失去合规基础时（如无罪后仍通缉），结果才会是删除。所以请求时要想清楚你要的是"删除"还是"纠正",并据此组织论证（数据修改的专门程序见第36讲）。

六实务要诀

综合本讲，准确性与时效辩护的要诀如下。第一，盯住"最新"二字——通报是否反映了案件的当前真实状态。第二，做"差距比对"——把通报所载与真实司法记录并排，逐处找不一致。第三，抓住"已变化"情形——无罪、撤案、服刑完毕、时效届满、指控取代，都是有力理由。第四，别放过形式有效性——有效逮捕令、门槛条件等程序缺陷，可独立致命。第五，想清"删除"还是"纠正"——按瑕疵性质选择请求类型与论证。第六，双线并进——案件已了结时，CCF 与直接接触 NCB 可并行。这条不带政治色彩、纯凭事实与文书的辩护线，常常是最干净利落的一击。

延伸延伸阅读与衔接

数据质量两讲（个人角色＋准确时效）讲完，下一讲转入"严重性门槛"——指控够不够格上红通:

作者简介
 李仲伟律师，1998年执业，1972年出生，中国著名刑辩律师，刑事风险结构研究者、重大疑难案件系统解决路径实践者。著有《结构刑辩方法论》《刑事案件家属20讲》《INTERPOL红通完整手册》、《强制遣返20讲》《民企刑事危机系统应对与生存全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