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一份100人的名单集中对外公布，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反腐与追逃报道里的高频词——"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上是100名涉嫌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而外逃的人员，每个人都配有照片、身份信息、涉嫌罪名和可能的逃往国家。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原来"逃到国外"并不等于"安全着陆"，一张面向全球的名单，可以把这些人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但"百名红通"这个词，也带来了不少混淆。有人以为"红通"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有人把"百名红通人员"和INTERPOL的"红色通报"完全划等号；还有人以为上了这份名单就等于"已经定罪"。这些理解，都和真实的制度有出入。

这一讲，我们就把"百名红通人员"讲清楚：它是什么、由谁公布、为什么意义重大，它和上一讲讲的逃匿、和后面要展开的红色通报(Red Notice)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一、先把结论说清楚

最需要先建立的一个认识是:"百名红通人员"是一份特定的追逃名单，而不是INTERPOL的一种通报类型。

"百名红通人员"，指的是2015年由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针对100名涉嫌犯罪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的名单。"红通"是"红色通报(红色通缉令)"的简称——这100人此前大多已被请求发布INTERPOL红色通报，名单是把他们集中、公开地曝光出来，形成震慑与线索征集的合力。

"红色通报"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种通报机制；"百名红通人员"则是中国一次具体的、集中公开的追逃行动名单——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用这件工具开展的一次行动。

换句话说，"红色通报"是一套面向全球196个成员国的通报机制(详见第16讲)，而"百名红通人员"是中国借助这套机制、在2015年集中曝光的一份具体名单。把二者划等号，就像把"通缉令"这种文书形式，等同于某一次具体的通缉行动一样，是层次上的混淆。

二、这份名单是怎么来的

要理解"百名红通"，需要把它放回当时的背景里。

党的十八大以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被摆到突出位置。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成立；2015年起，连续启动"天网"行动。正是在"天网"行动的框架下，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

从名单本身的构成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均为名单公布时的统计)：

名单中既有外界熟知的"大要案"当事人，也有不少职位并不高、却身处资金要害岗位的人——所谓"小官巨贪"。这也说明，"百名红通"针对的并非单纯看官职大小，而是看涉案性质与外逃事实。

三、名单公布之后：持续运转的追逃

"百名红通"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公布名单那一刻，而在于此后十年间持续不断的追逃成果。它不是一张贴出去就完事的"通缉海报"，而是一个长期运转的工作机制的标志。

公开信息显示了这条时间线上的若干节点：

• 2015年4月25日：名单公布仅三天，戴学民归案，成为"百名红通"中的"触网第一人"。
• 2016年11月：潜逃海外多年的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成为标志性案件。
• 2022年6月前后："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
• 2025年7月：周静华从泰国被引渡回国，成为"天网行动"以来第63名归案者，并标志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同月，梁锦文回国投案，成为第64名归案者。
• 2026年4月2日："天网2026"行动启动，会议指出2025年已实现"百名红通人员"亚洲地区清零。

从这条线索能看出两点：其一，追逃是一场持久战，单个案件的归案往往跨越数年甚至十几年；其二，归案方式多样——既有引渡(如周静华从泰国被引渡)，也有大量的"回国投案"，后者往往是境外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后的选择。

四、几组最常见的误解

围绕"百名红通"，公众的误解往往集中在几个方面。

误解一："百名红通" = INTERPOL的一种通报

这是最常见的混淆。INTERPOL的红色通报是一种面向全球成员国的协查机制(一种"通报类型")；而"百名红通人员"是中国一次具体的、集中公开的追逃名单(一次"行动")。名单上的人多被请求发布了红色通报，但"名单"本身并不是INTERPOL的通报类型。

误解二：上了名单 = 已经定罪

名单上的人，在法律表述中是"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追逃的目的正是让他们归案、接受法律审判与处理。被列入名单，意味着被通缉、被追逃，但不等于已经过审判定罪。这与通缉、红色通报的逻辑是一致的——它们都服务于"把人带回到法律程序中来"，而非替代审判。

误解三：上了名单 = 一定会被某国直接抓捕遣返

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最容易被影视化想象误导。即便名单上的人被请求发布了红色通报，红色通报也不是"国际逮捕令"，不能命令任何国家直接抓人或遣返；是否采取行动，仍取决于所在国的本国法律与中外之间的合作安排。名单的归案，往往要通过引渡、遣返、劝返投案等多种途径，逐一推进——这正是为什么有的案件能在数天内归案，有的却要追上十几二十年。

五、它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

把"百名红通"放回这个系列的主线，它其实是一个绝佳的"枢纽案例"：它把前面讲的国内机制，和后面要讲的国际机制，串在了一起。

可以说，理解了"百名红通"，就等于把这个系列的前五讲串成了一条线：从逃匿、到通缉、到专项行动、到红色通报、再到引渡与追赃——它是这条链条最具象、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一次集中呈现。

六、边界与限度

最后，把"百名红通"的边界钉清楚。

对公众而言，"百名红通"最有价值的启示或许是：它用一份具体的名单和十年的持续追逃证明，外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无论是数天内"触网"归案，还是潜逃二十年后最终回国，时间都没有成为"避罪"的庇护。这也正是后面几讲要展开的——当追逃延伸到境外，国际机制究竟如何运作。

七、回到那份名单

2015年那份引发广泛关注的100人名单，到今天已不只是一份"名单"，而是一段仍在续写的追逃记录：从"触网第一人"在三天内归案，到第64名归案者跨越近三十年的潜逃终被画上句号，再到亚洲地区的清零——它把抽象的"跨境追逃"，变成了一个个有时间、有节点、有结果的真实进程。

名单会公布、会更新、会随着一个个归案而缩短；但它背后那套机制——逃匿、通缉、专项行动、红色通报、引渡——才是真正一直在运转的东西。

下一讲(第4讲)，我们就走进"百名红通"背后最知名的专项行动之一——"猎狐行动"是什么？看看针对外逃经济犯罪人员的专门追逃，究竟是如何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