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笔100万元，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迟晓明与王某并非临时认识的陌生人，而是有多年交往的朋友。2023年2月，王某因女儿就业问题联系迟晓明，希望迟晓明利用其家庭和社会关系，帮助女儿进入北京某央企工作。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转述的侦查机关认定，迟晓明表示其哥哥当时在相关央企担任领导，可以帮助办理。此后，王某向迟晓明一方转账100万元。

从这里开始，双方对这笔钱的性质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双方争议的核心因此不是钱有没有转，也不是是否谈过帮助找工作，而是：在100万元支付时，双方对这笔钱的真实约定究竟是什么。

第二节

侦查机关的指控逻辑：承诺办工作，却没有实际运作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记载，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迟晓明得知王某希望为女儿解决北京央企工作后，表示可以通过其哥哥的职务关系帮助办理，并向王某索要100万元运作费用。王某转款后，迟晓明没有就此事向哥哥提出请托，其哥哥对此不知情，也未参与办理。王某后来得知迟晓明的哥哥已被免职，要求退款，迟晓明以资金紧张为由推脱，直至公安机关立案后才分两次退还全部款项。

如果这一证据链能够被完整证明，就可能形成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取得财物——非法占有目的。

但这套指控同时必须解释另一组证据：为什么转账记录中出现"借款"备注？为什么款项进入公司账户？为什么迟晓明在刑事案件发生前出具了借条？这些借款外观是真实反映双方合意，还是为办事费用套上的形式？如果上述问题无法查清，就不能仅依据工作没有办成，反向确认迟晓明收款时已经具有诈骗故意。

第三节

案件的分水岭：转账为何备注"借款"

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与报案人在案发后的说法可能完全相反。此时，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往往是双方关系尚未破裂、刑事案件尚未发生时形成的书证、资金记录和沟通内容。王兴未、何佳明律师阅卷后，将辩护重点放在几项形成于刑事争议之前的材料上。

• ◆转账用途备注为"借款"。这一备注不能单独决定款项性质——真实借款可能备注"借款"，其他交易也可能使用借款名义。但它至少表明，在款项实际支付时，双方曾以借款的外观处理该笔资金。
• ◆款项进入公司账户。100万元转入北京某企业管理公司的账户，而不是以现金或其他隐秘方式交付。公司账户并不当然排除诈骗，但完整、可追溯的银行资金记录，会影响对收款方式和主观目的的判断。
• ◆刑事案件发生前已经形成借条。如果借条是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而临时制作，其证明力当然需要严格审查；但案发前形成的借条，至少使借款不再只是口头辩解，而成为一种需要被认真审查的交易解释。
• ◆后续沟通中存在催还款内容。据辩护律师对微信记录和相关录像的审查，双方后续沟通中存在要求还款、解释还款安排等内容。这些材料不能单独确认借贷关系成立，却进一步表明双方争议具有明显的债权债务特征。

第四节

辩护介入：审查起诉最后阶段的证据重构

• 2024年3月8日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 此后　因事实和证据存在争议，检察机关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 2024年12月4日　侦查机关再次补查重报，案件接近是否提起公诉的最后阶段。
• 2024年12月12日　王兴未、何佳明律师完成阅卷，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

辩护没有仅仅强调"双方是朋友"或者"迟晓明已经退钱"，而是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100万元是否具有真实的借款外观（转账备注、收款账户、案发前借条及后续还款沟通）；第二，办工作费用的说法是否获得充分印证——双方谈过帮助找工作并无太大争议，但是否明确约定将100万元作为运作费用，是否有聊天记录、协议、收条或直接证人能够充分证明，需要单独审查；第三，迟晓明收款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区分，决定了案件究竟属于诈骗犯罪，还是借款逾期、请托失败或者双方约定不清产生的经济纠纷。

第五节

第一处突破：案发前形成的书证意味着什么

诈骗罪的认定，不能脱离行为发生时的事实，仅根据案发后的结果倒推主观故意。本案中，辩护人重点提交和分析的书证、电子数据，主要形成于双方发生刑事争议之前：转账记录中的"借款"备注、可追溯的公司账户资金流向、案发前形成的借条、双方围绕还款发生的沟通。

这些材料并不能单独证明100万元必然属于借款。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一种无法轻易排除的可能：双方确实可能形成了借贷关系，只是该借贷关系同时伴随着帮助联系工作的请托背景。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往来，并不总是完全标准化的单一关系。多年朋友之间可能一边谈借款，一边请托办事；也可能因某种合作、信任或者请托背景发生资金出借。双方谈过安排工作，不等于所有资金都必然属于办事费；存在借条，也不意味着相关资金当然与请托毫无关系。刑事司法需要查明的，是双方在支付100万元时的真实约定，而不是仅凭某一个交易名称作出结论。

辩护人据此提出：在转账备注、借条等案发前材料指向借款，而证明办事费用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排他结论时，现有证据至少无法排除借贷关系存在的合理可能。

第六节

第二处突破：事情没办成，不等于收款时就是诈骗

不起诉决定书记载，迟晓明收款后没有向哥哥提出帮助王某女儿办理工作的事情，其哥哥也不知情、未参与。这是对迟晓明不利的重要事实——它能够用于证明迟晓明在收款后没有实际履行，但仍不能单独替代对收款时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

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必须区分两个时间节点。

如果仅仅因为事情最终没有办成，就将此前收取的款项全部认定为诈骗所得，那么大量委托失败、居间失败、合作失败和借款逾期，都可能被事后刑事化。本案需要证明的是：迟晓明在收取100万元时，是否以虚假的办工作承诺作为取得财物的手段，并在当时已经具有非法占有该笔资金的目的。经过两次补充侦查，这一主观要件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证明。

第七节

第三处突破：报案人陈述能否排除借款可能

王某的陈述是本案的重要证据。被害人陈述属于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种类，经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的问题不是王某的陈述能否成为证据，而是：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将100万元作为办理工作的运作费用，其陈述能否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排他的证明体系。

本案除王某陈述外，还存在：双方曾谈过帮助安排工作的相关材料、迟晓明未向哥哥提出请托的事实、迟晓明亲属及哥哥的证言、微信记录与转账记录及交涉录像、转账备注与借条和资金流向材料。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请托关系，也能证明迟晓明收款后没有实际向哥哥提出办事请求，但它们是否足以证明100万元就是办事运作费用，仍需结合全部证据判断。

辩护律师提出，现有材料中缺少双方明确将100万元约定为工作运作费用的书面协议或者清晰沟通内容；与此相对，转账备注和借条又使借款成为一种不能直接排除的解释。因此，办案机关必须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转账时备注借款、借条为何形成、借条是真实借贷凭证还是办事费用的外在包装、双方是否约定办不成必须退款、王某交付100万元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请托关系与借贷关系是否可能同时存在。

当这些问题无法查清时，就不能仅依据一种解释，将另一种合理可能排除在刑事证据体系之外。

第八节

第四处突破：相关证言为何不能机械采信

案件中，迟晓明的亲属龚某曾作出部分对迟晓明不利的陈述。根据辩护律师法律意见，龚某在笔录中一方面称，现在知道迟晓明收取100万元是为了给王某女儿办理工作；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不知道双方具体如何约定，也没有听王某说过这100万元就是办工作的费用。

辩护人据此提出，该证言的认知来源需要进一步审查：证人是否参与了双方最初协商、是否亲耳听到100万元用途的约定、其对款项性质的认识来自本人直接感知还是来自他人转述、前后不同表述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迟晓明还向辩护律师反映，侦查人员曾要求或者诱导龚某作出不利陈述。对此必须严格限定：这是迟晓明向辩护律师反映的情况，以及辩护人提出的取证合法性异议；现有不起诉决定书并未确认侦查机关存在威胁、诱导取证行为。

但只要证言前后存在矛盾，且证人并非款项约定的直接参与者，就不能机械地将其概括性判断作为认定100万元性质的关键依据。刑事证据需要证明的，应当是证人直接感知的事实，而不是证人事后形成的推测或评价。

第九节

全额退款：矛盾缓解与案件性质是两个问题

公安机关立案后，迟晓明分两次向王某退还全部100万元：2023年6月退还80万元，2023年10月退还剩余20万元。全部退款对案件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它使王某的财产损失得到弥补，双方最直接的财产争议得到实质缓解，也降低了案件继续处理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

但从法律上看，退款不能自动证明迟晓明无罪。如果行为人在收款时已经构成诈骗，案发后退赃、退赔通常影响的是量刑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并不当然消灭已经成立的犯罪。因此，本案不起诉不能简单概括为"因为退还了全部钱款，所以不再起诉"。更准确的逻辑是：

1. 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100万元必然属于办工作费用；
2. 2无法排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理可能；
3. 3无法证明迟晓明在收款时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4. 4在此基础上，全部退款又使现实财产争议得到缓解。

退款是有利因素，但不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唯一依据。

第十节

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仍然存疑

经过两次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迟晓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存疑；王某转账的100万元究竟属于借款，还是委托办理工作的运作费用，现有证据存疑；原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

2024年12月，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依法对迟晓明作出不起诉决定。从法律性质上看，这是一起证据不足不起诉，也称存疑不起诉案件。

检察机关没有确认：100万元一定属于借款，迟晓明绝对没有谈过帮助办理工作。其最终判断是：在刑事证明标准下，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借款的合理可能，也无法证明迟晓明具有诈骗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刑事追诉因此依法停止。

复盘

一笔朋友间转账，为什么不能只看最后结果

迟晓明案的改变，不在于找到了一句简单的"借款不是诈骗"。真正的辩护，是把案件重新拉回诈骗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

1. 1把"请托办事"与"款项性质"分开。双方谈过帮助找工作，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每一笔资金必然属于办事费。款项性质必须结合转账备注、借条、聊天记录、收款账户和双方真实约定综合判断。
2. 2把"工作没办成"与"收款时诈骗"分开。委托事项最终失败，只能证明结果没有实现；诈骗罪还需要证明，行为人在收款时就没有真实履行意愿，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骗。
3. 3把"被害人陈述"与"排除合理怀疑"分开。被害人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但当其与案发前形成的转账备注、借条等材料发生冲突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解释并印证，判断犯罪解释能否排除借款可能。
4. 4把"没有及时还款"与"非法占有目的"分开。借款逾期、资金紧张和未及时还款，可能产生民事责任，也可能成为判断主观目的的因素，但不能仅因债务人未按期还款，就直接认定其在收款之初实施了诈骗。
5. 5把"全额退款"与"当然无罪"分开。退款有利于弥补损失、缓解矛盾，但不能单独决定案件性质。本案不起诉的基础，仍然是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6. 6把"不当请托"与诈骗犯罪分开。托关系办理工作本身可能涉及不当请托，也可能因违反公序良俗产生其他法律评价。但请托行为是否正当、相关民事请求是否受法律保护，与是否构成诈骗罪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7. 7把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分开。刑法不是解决所有经济失信、履行失败和朋友纠纷的工具。当一笔资金同时存在借款、请托等多种解释时，刑事司法必须证明犯罪解释具有排他性，而不能因为报案人的损失真实存在，就直接选择对行为人最不利的解释。

结语

不能用结果倒推收款时的诈骗故意

它必须继续追问：100万元为什么被备注为借款？案发前为什么已经形成借条？公司账户中的资金流向说明了什么？双方究竟如何约定钱款用途？借条是真实借贷凭证，还是对其他交易关系的形式包装？迟晓明收款时是否已经没有真实履行意愿？报案人关于"办事费"的说法，能否解释并排除全部借款材料？

经过两次补充侦查，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答案。王兴未、何佳明律师在审查起诉最后阶段介入后，围绕转账备注、案发前借条、收款账户、沟通记录、证言矛盾和非法占有目的提出系统辩护意见，为检察机关重新审查款项性质和全案证据体系提供了辩护视角。检察机关最终经审查认为，借款与办事费用两种解释均未被现有证据排除，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份不起诉决定没有确认100万元必然属于借款。它所坚持的是另一条更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事情没有办成、借款没有按期归还，或者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当请托，都不能直接替代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证明。

民事纠纷可以存在违约、失信和退款责任。但要把一名当事人认定为诈骗犯罪，仍然必须证明其在取得财物时就实施了欺骗，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