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例原则到底要求什么

INTERPOL 处理数据有一条贯穿始终的要求：数据相对于它的目的，不能"过度"。换句话说，记录和散布一个人的信息，所造成的干预，要和这件事本身的分量对得上。红通既然是最强的那种干预，对它的"配不配"自然审得更紧。

其实你已经见过比例原则的影子了。第21讲讲的刑期门槛——追诉案至少 2 年最高刑、执行案至少 6 个月——本身就是比例原则的一个量化体现：达不到这个分量的事，就别动用红通。本讲讲的，是门槛之外、更具体到个案处境的那部分"相称性"。

二哪些情形可以说"这太过头了"

能用来主张"不成比例"的，多半是那些让红通显得"小题大做"的个案情节。常见的有这么几类。

这些情节单独看可能都不致命，但它们指向同一个判断：拿红通来对付这样一桩事、这样一个人，是不成比例的。

三用对了的样子：一桩小额案被认定"滥用工具"

先看一个比例原则起了作用的例子。在一宗已公开的扩散通报删除案中，所涉金额相当小，够不上国际警务合作所要求的严重程度。

CCF 认同了申请人的看法，认定在这种案子里动用扩散机制，是对国际执法工具的一种滥用。委员会说得很直白：INTERPOL 不该被当成国内执法的替代品，也不该被用来追讨模糊或轻微的指控；涉案金额之低，是不该把它放进 INTERPOL 系统的重要理由。最后认定这份数据不符合合法性、比例性与相关性的要求，予以删除。

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件事的分量小到一定程度，"动用红通本身就不成比例"是能站住的——它和第24讲讲的"严重性不足",其实是从两个角度说同一件事。

四但要老实讲：单打比例性，往往不够

讲完好的一面，必须讲一句泼冷水的实话，否则会误导人——单凭"不成比例"这一条理由，在 CCF 那里其实很难独立打赢。

CCF 对单纯的比例性主张审得相当严，而且明显倾向于尊重发布国对警务必要性的判断。CCF 一宗公开的绿色通报决定就很说明问题：申请人主张自己上一次定罪已经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继续挂着这份通报对他的基本权利影响过大、不成比例。听上去挺有道理，但 CCF 没采纳——委员会认为，申请人有多次前科、之后又在另一个成员国被羁押，这些足以支撑这份通报继续存在；发布国提出的公共安全考虑，压过了申请人主张的那点权利限制。

五所以，怎么用才对

结论其实和第25讲的"组合策略"是一脉相承的：比例原则很少单飞，它几乎总是跟着别的理由一起出现。

最自然的搭配，是把它接在一条"硬"理由后面，作为收尾的加重。比如主打"严重性不足"或"个人角色不清"时，末了补上当事人的高龄、健康、案发久远、当时未成年这些情节，让 CCF 不只是觉得"这事够不上",还觉得"为这么个事这么对待这么个人，确实太过了"。再比如人权类的案子，高龄重病者被引渡可能面临的不可逆健康损害，本身就是第2条和比例原则共同发力的点（第17、18讲）。把"不该"和"过头"这两层叠在一起，比单说哪一层都更打动人。

落到申请书上，有个具体的写法建议：别给比例原则单列一节、当成一条独立理由去论证——那样反而暴露它"单薄"的短板。更聪明的做法，是把这些情节缝进主攻理由的论证里（讲严重性时顺势带出"金额本就很小、当事人还是个老人"），或者放在整份申请的收尾处，作为对前面所有理由的一记总加重——"综上，对这样一桩事、这样一个人维持红通，无论如何都是不成比例的"。位置摆对了，它才使得上劲。

六实务要诀

说到底，比例原则是一件好用但别指望它单挑的工具。用的时候记住几点：它问的是"动用红通值不值这个事",不是"这人有没有罪";金额轻微、角色边缘、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案发久远、当时还是未成年人——这些都是可以摆出来的情节，其中"未成年"尤其常被漏掉；但别拿它当独门主攻，CCF 对单薄的比例性主张很不买账；正确的打法是让它去加重一条本来就硬的理由，把"够不上"和"太过分"拧成一股。把分寸拿捏好，这一锤"值不值"的追问，往往能给整份申请添上最后那一分说服力。

延伸延伸阅读与衔接

比例原则常和"时间"有关，下一讲就专门讲时间——时效届满:

作者简介
 李仲伟律师，1998年执业，1972年出生，中国著名刑辩律师，刑事风险结构研究者、重大疑难案件系统解决路径实践者。著有《结构刑辩方法论》《刑事案件家属20讲》《INTERPOL红通完整手册》、《强制遣返20讲》《民企刑事危机系统应对与生存全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