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哲红案，是我们这几年完成的系列重大申诉冤案之一。该案案发于1995年，金哲红蒙冤服刑23年后，于2018年11月30日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如今，该案也已圆满完成国家赔偿程序——金哲红案，可以说是一个冤案申诉的典型案例。

但回忆这样一个案件，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回忆案件的申诉过程，其实对刑事辩护律师来讲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毕竟，我们曾经无数次奔波在申诉的路上，无数次充满期待，更无数次面对失望。我们曾像一个孤独、迷失方向的孩子，在森林里找不到任何出路。那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沮丧，永远无法忘怀。尤其是，团队律师每次在长春监狱会见金哲红时，面对他对平反无比的期待，面对一次次"什么时候能有个消息"的询问，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回答，无从回答。

我永远无法忘记：在金哲红服刑的长春监狱，拄着双拐的金哲红向我诉说他当年遭受刑讯逼供时，突然情绪失控，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他发自肺腑的呐喊、祈求、嘱托，那一幕甚至感动了在场的法警。读者朋友，可知面对如此一幕，这对刑事辩护律师意味着什么？能体会一位刑辩律师面对冤案申诉者、却无法给予一个明确答复的心情吗？我也永远无法忘记，每次走出会见金哲红的长春监狱时，我都不由自主回头看一眼那高墙——我是在心底为自己加油：一定要加油，一定要把金哲红从这道高墙里解救出来，一定要让法律的阳光照耀在他身上，让他同样感受人间的公平和正义。

毁灭一个人，就是毁灭一个世界；毫无疑问，拯救一个人，就意味着改变他的人生。

我们伸冤团队的律师和每一位志愿者，为了金哲红案平反，整整奋斗了五年。我想以片段回忆的方式，向各位师友汇报金哲红案申诉的曲折历程。

一、代理申诉的开始：我们凭什么接下这样一个案件

大约是2013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子邮件，说有一桩吉林金哲红的重大冤案向我们求助。当时我们正全力攻坚海南陈满冤案的申诉，还没有精力进行其他冤案的申诉。但我回应了这个案件，说可以先研究案件材料。她就把手头有关金哲红的材料——主要是判决书和申诉书发给了我。我大体看了一下，初步判定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重大冤案。

我们判断一个冤案，尤其是判断一个重大杀人案件是否为冤案，主要看以下几点：

第一，看本案除口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物证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杀人犯罪。金哲红案显然只有口供，全案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金哲红杀人。

第二，看当年辩护律师是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我们对律师同行的专业水平抱有起码的尊重和信任，毕竟人命关天，律师一般不会草率辩护。从金哲红案历次判决书看，当年辩护律师全部作无罪辩护——完全可以称之为高水平的无罪辩护，可惜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毕竟没有执行死刑，这为日后申诉、平反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充分说明基层刑辩律师在重大命案辩护上同样具有相应水准。我们必须对当年吉林当地的刑辩律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当年的艰苦努力和高水准工作，金哲红很可能成为另一个聂树斌，金哲红案的平反也许永远不可能成功。

第三，看案件当年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是否认罪，以及审理的具体程序。金哲红在审理过程中一直喊冤不认罪，服刑期间也一直喊冤。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作出一审判决，案件在吉林中院和吉林高院之间"三上三下"。

上述这些因素，是我们接受刑事冤案申诉代理的基本判定标准。因为最初接触一个案件时，我们并没有详细的卷宗，只能从有限的求助材料——判决书、上诉状、申诉书中，去寻找是否为重大冤案的蛛丝马迹。非常幸运的是，金哲红案完全符合我们对冤案的初步判定标准，因此我们才下决心接受这个案件的申诉。

二、刑事申诉的启动：一支并肩作战的团队

一旦决定代理一个申诉案件，律师的选择就成为首要问题。好在我们这个团队从来不缺优秀、负责任的专业刑辩律师。此类申诉都是免费帮助当事人的案件，而且年代久远，律师往往要付出巨大心血。更重要的是，作为申诉案件，我们自己都清楚：无论律师如何努力，案件最终都可能无法平反。所以我们的刑辩律师从事此类申诉，必须首先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奉献精神，有一种对蒙冤当事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有一种对司法公正的极端渴望。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我常想，这种精神，难道不正是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核心精神吗？

金哲红案，可以说前后所有律师都无愧于"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这个光荣称号——包括当年历次一审、二审的辩护律师，也包括我们洗冤团队的律师们。金哲红案，是中国刑辩律师一代又一代人的洗冤"接力"。

我们洗冤团队前后参与这个申诉案件的，有常玮平律师、岳金福律师、吴莉律师、王海军律师、石伏龙律师、黄佳德律师、任星辉律师、袭祥栋律师。著名法学家徐昕老师也一直坚持帮助我们呼吁此案，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多年来我们与徐昕老师"无辜者计划"的合作都那么愉快，而且极大提升了冤案申诉的影响度和成功率。我们的志愿者游豫平、吉家宝（现在美国读法学博士），也对本案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尤其在"模拟犯罪路线"问题上，清晰地证明了所谓金哲红作案杀人的过程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些律师自始至终是紧密合作的团队协作关系，绝非简单的接力棒关系。不管谁担任哪一阶段的申诉律师，或在前方会见，或勘查现场，或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当面陈情，或诉诸媒体寻求帮助，我们始终作为一个团队在战斗。我们平常建立了微信群，随时研究案件进展；还多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评估、改进、部署申诉推动策略。应当说，这样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律师团队，是此类案件能够申诉成功的根本保证。

联系案件家属、取得合法授权、组建团队、充分研究案情后，大约2014年6月，我们邀请陕西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常玮平直飞长春，第一次会见了金哲红，复制了案件卷宗——金哲红刑事案件申诉正式开始了。

自始至终，金哲红案申诉律师的全部差旅费都由律师自己承担。金哲红的亲人都在国外，已无法联系；他国内只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也无力支付任何费用。

据常玮平律师介绍，金哲红案的会见和阅卷虽经历了一些困难和波折，但总体还算顺利。有时我们想：一个案件的申诉成功，除了律师的努力，是不是也有幸运的成分呢？假如本案常玮平律师无法取得卷宗，我们如何申诉？因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不管是多么严重的冤假错案，申诉代理律师甚至连当年卷宗都无法复制；相关法院极度不配合，申诉自然无法进行。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常玮平律师是金哲红案的第一"功臣"。

记得常玮平律师2014年第一次会见金哲红后，我迫不及待地与他通电话。常律师在电话里说：通过初步阅卷、会见、走访，此案冤得太离谱、太不可思议了，刑讯逼供太惨烈了，当事人20年来坚持喊冤、坚持无罪申诉。听他这样说，我竟一下子放下心来——从业多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当事人自己放弃。喊冤20年！这对我们无疑是巨大的支持。

三、一份沉重的会见笔录：惨烈的刑讯逼供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我和袭祥栋律师接替了金哲红案的申诉代理工作。此时，案件申诉进入僵局，我们称之为"艰苦的爬山"阶段。爬山艰苦自不待言，更要命的是，我们望不到山顶，只知道有一个终点，却根本不知终点在哪里。风雪弥漫之中，我们一次次企盼、失望、焦灼。

我们已经记不清从北京到长春监狱会见了金哲红多少次。长春监狱狱政科那位热情和蔼的大姐，从来都一丝不苟地审查我们的手续，却从未为难过我们一次，迄今想起仍无比感激——作为冤案申诉律师，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监狱，最怕的就是监狱出难题。我们在长春监狱会见的故事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介绍。

我的执业生涯中，无数次会见，有的已印象模糊。但必须承认，对金哲红2015年11月12日这次历时一整天的会见，我迄今记忆如此清晰：字字句句、一举一动、金哲红的哭诉、号啕痛哭，宛如眼前。会见中，金哲红讲述了他被刑讯逼供的详细过程。会见完毕，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几乎强忍着眼泪走出长春监狱的大门——申诉！多么沉重的使命！申诉律师，你负担的为何如此沉重？金哲红已把生命的全部希望交付给我们，我们，能否承担这份重托？

四、辗转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第二巡回法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主要审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范围内的重大案件，于2015年1月31日正式挂牌，2月1日起受理、审理案件。它作出的判决、裁定，代表最高人民法院。

谁也不曾预料，共和国这样一次设立巡回法庭的司法改革，竟然和一位叫金哲红的"小人物"的命运如此直接相联。虽然宣告金哲红无罪的是吉林高院，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金哲红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任最高院专职审委会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的，是著名法学家胡云腾，一位学者型的法官。第二巡回法庭承办金哲红案申诉审查的法官，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印象中，这位法官严肃、严谨、专业，询问案情一针见血、不留死角，直指案件核心。直到最近律师们讨论时我才知道，这位令我终生难忘、值得永远尊敬的法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张能宝法官。迄今，我都很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遇到负责任的、专业的法官，对律师来讲无疑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但我又不得不说，这份幸运来得并不轻松。

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我们再熟悉不过。五年来，因为金哲红案，我们去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我去的至少十次以上吧？加上其他律师，估计在二十次以上。给第二巡回法庭领导、法官邮寄了多少封伸冤信，也没有确切记录，上千封肯定是有的。北京洗冤网的办公室，曾一度是辖区内中国邮政特快专递的大客户，每天早晨邮递员就上门揽收——我们发出的一封封或有用或无用的伸冤信，这些看似平常的特快专递，承载了我们多少希望！

我们动员志愿者研究金哲红案卷，这真是一项极其繁琐、枯燥的工作。但我们做成了：上百本卷宗、二十年前书写极为潦草的侦查笔录，竟被一个字一个字地全部做成 Word 文档，全部笔录、全部判决文书、全部案卷实现了电子数据化。我们到第二巡回法庭，除了交上一大摞厚厚的书面材料，还给他们刻制了本案全部光盘，告诉法官案卷可以全部电子检索。印象中，第二巡回法庭法官当场就表扬我们，说是见过的"最认真的律师"，承诺一定会认真审查此案。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要知道，最高院法官轻易不表扬律师。

某日，我偶然得知胡云腾庭长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座，我们连夜赶写材料，第二天赶到北师大，在讲座结束那一刻迅速找机会把申诉材料直接交到他手里。胡云腾法官在几百名师生面前批评我们：今天是学术讲座，不能谈及具体案情。但批评归批评，我亲眼看见他将材料认真地收起，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管它学术不学术、批评不批评，我们送材料的目的达到了。

2016、2017、2018，是最难熬的三年。我们用尽了所有的申诉方法，案件却没有任何进展。每次到第二巡回法庭，都是"高度重视，回去等待"，然后就是漫长的煎熬。期间又是会见、又是写信、又是呼吁，案件仍丝毫没有进展。如此"僵局"，是对申诉律师最大的折磨：前进乎？后退乎？坚持乎？放弃乎？经历过那么多申诉历程，不客气地讲，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个工作一天都坚持不下来。每一次全国"两会"前，我们都拼命地给中央政法委、最高院、最高检邮寄材料，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决心必须到第二巡回法庭问个明白：这个案子，究竟平反还是不平反？我和袭祥栋、任星辉律师到了第二巡回法庭，里面传出话来：本案决定不再接待律师，但对案件非常重视，代理律师回去继续等待。我对接待人员说：你进去再汇报一下，金哲红重病缠身（当时他身体状况确实极为糟糕，他自己也非常担心撑不到平反那一天），很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们希望今天见到承办法官，当面陈情。我甚至说了气话——"见不到法官就不走。"我觉得，全中国敢在最高院这样"耍赖"的律师没有几个。好在第二巡回法庭对律师态度都很好，接待人员没有在意我说什么，赶紧又进去汇报。

不一会，张能宝法官竟从法官区走了出来，气呼呼地过来直接批评我："听说李律师今天不讨个说法就不走了？我过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接待大厅里所有人似乎都在看着我们，法警也围了上来，气氛瞬间紧张。最高院的法官在大厅里严肃批评我们，毫不留情；我也算身经百战，心里虽然充满委屈，但为了案子，不能当面顶撞发火。

法官发火五分钟。接下来，张能宝法官看到委屈的我们，一改刚才的态度，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了一番令我终生难忘的话（根据回忆，大意）：

"你们律师的申诉工作很扎实，我们对你们很理解、很了解。这个案子的材料我全部看完，看了每一个标点符号；全案如何认定，因工作纪律原因不能提前告诉你们。我们领导以及全庭上下对这个案件都非常重视。你们必须相信，我们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你们以后不要再到巡回法庭来了，你们所有的来信、特快专递我们都重视，所有材料我们都认真看了。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案件由吉林省高院自己负责处理，接下来你们直接找吉林省高院就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最高院承办法官最直接也最委婉的答复。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赢了！我们对张法官千恩万谢，对在场法警千恩万谢，高高兴兴离开沈阳，迅速把挨批评的情况和案情信息发在微信群里，大家一片欢呼，都认为金哲红案平反指日可待。

行百里者半九十。

谁知此后该案的平反，在吉林高院又整整拖了两年！吉林高院这边，我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承办法官是谁都不知道——难道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吉林高院阶段的等待是痛苦的煎熬：写信，呼吁，继续写信，继续呼吁；到吉林高院，再厚着脸皮回第二巡回法庭，又回吉林高院。案件似乎又是一个轮回。要命的是，期间吉林高院院长调走，接近一年时间内法院没有院长、只有副院长主持工作，案件就这样一直拖着。百般无奈下，2017年十九大召开前，我给胡云腾庭长又写了一封长信。今天也一并附上，让读者朋友体会一下冤案申诉的不易。

五年奔波，终见天日。
愿每一桩冤案，都不必再用二十三年去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