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被绑上了刑讯逼供的列车

“二十多年了，我还是没有洗清冤屈。”说这句话的时候，67岁的李悦秋声音低沉。他的眼神没有聚焦，像是仍在那个冰冷的审讯室里。

1999年，广西桂林男子李悦秋因“杀害妻子”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审判的依据，是他在羁押期间先后被迫承认的“四种杀妻方式”。在中国刑事司法史上，这是一个近乎荒诞的情节：同一个人、同一宗案件，却在逼供之下，说出了完全不同、相互矛盾的“杀人手法”。

然而，就是这样不合逻辑、漏洞百出的“口供”，依然成为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李悦秋从入狱的第一天就开始喊冤叫屈，但是没有任何回应和翻转。直至服刑结束，当李悦秋走出关了他18年的铁门时，他发现这个社会早已给他贴上了永久的标签：杀妻犯。

这一切，不仅是李悦秋的不幸，更是中国刑讯逼供问题在制度深处的缩影。面对我们的反复提问和多次采访，他依然清晰描述了当年被捕后的情景：

“他们把我铐在铁栏杆，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动不能动，手一动就承受手铐自动收紧的巨大疼痛，更别说睡觉，任由蚊虫叮咬。”

“我一直不承认，他们就猛踹我，将我踢翻在水泥地板上，继续威胁、恐吓、强迫。”

“他们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李悦秋，我们搞你、打你，你又怎样？就是搞错了你，你又怎样？我们就是开枪打死你，你又怎样？我们搞不倒你还算什么公安？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吃这碗饭？’”

  李悦秋1988年身份证件

李悦秋的案卷中没有客观证据，几乎全是靠口供定罪。为李悦秋提供法律援助的张磊律师对我们说：“这起案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口供荒诞且自相矛盾。李悦秋在刑讯下，先后承认了四种完全不同的杀妻方式，但审判过程中，这些矛盾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判决书只选择性采纳对定罪有利的部分。这显示出司法对刑讯逼供产生的供述缺乏必要的质疑，也暴露了侦查制度对于口供的过度依赖。”

李悦秋案最令人震惊之处，不仅是他没有客观证据被判刑，更在于他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之下，先后被迫承认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杀妻方式”：用脚踹昏后溺死、用板凳和洗衣机布捂晕溺死、用洗衣机布捂晕后溺死、用洗衣机布捂死。

如此前后矛盾的口供，居然成为定罪的依据。法院最终采纳了第三种杀妻方式，没有质疑，没有怀疑，只留下冷漠的判决。李悦秋案，不只是一个个体的悲剧，它是中国刑讯逼供历史惯性下的荒诞缩影。

一、四种杀妻方式

打开当年的案卷，逐份阅读李悦秋的供述记录，仿佛进入一场黑色荒诞剧。

• 1999年4月18日供述，杀妻时间13:40，用脚踹昏后溺死；
• 1999年4月19日供述，杀妻时间14:30，扳倒后用洗衣机布和小板凳捂晕、最后溺死；
• 1999年4月20日供述，杀妻时间14:15，两人扭打后用洗衣机布捂晕后溺死；
• 1999年4月30日供述，杀妻时间14:20-14:30之间，两人扭打后用洗衣机布后捂死；

一个命案，四种截然不同的作案方式，死亡方式死亡时间前后不同，作案工具是从板凳到洗衣机布，致死方式从溺死到捂死。若非身处重压，常人难以想象为何会说出差别巨大的版本。

  李仲伟律师在桂林两江镇调查案件

张磊律师直接指出：“这种互相矛盾的口供，本该成为案件中的巨大疑点。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不可能记错杀人方式。唯一的解释，是刑讯逼供下的被迫顺从。”

“李悦秋被迫在不同时间承认四种完全不同的杀妻方式，这本身就是刑讯逼供下的典型产物。正常情况下，一个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记不清作案手法，更不可能自相矛盾地描述四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另一位援助律师程律师强调，这种口供不仅荒诞，而且严重缺乏可信度，却在判决中被直接采纳，显示司法对刑讯供述的盲目信任。

事实上，在李悦秋的供述中，还能读到一些其他细节：他在笔录中描述的“案发时间”前后对不上，甚至在一次供述里，他连妻子当时穿的衣服颜色都答不出来。他也提到，即使按照刑讯逼供说的作案方式进行侦查实验，也没有人可以成功杀死一个人。在常识面前，这些口供漏洞百出，但在审判过程中，它们却被拼接、裁剪，最终拼凑成“完整的犯罪事实”。

二、判决书的冷漠与遮蔽

1999年广西高院的刑事判决书，通篇数千字。其语言一如既往的“规范”：

“ 李悦秋在与妻⼦争执 、推打中，为泄愤⽽将秦艳芳掐昏迷，尔后，将其头按⼊盛满⽔的铝盆中，主观上有明显致⼈死亡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杀⼈⾏ 为并致⼈死亡后果的发⽣，其⾏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故意杀⼈罪。”

判决书的这几句话，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试图将李悦秋置于死地。

在这样的文字中，看不到任何矛盾口供的痕迹，也听不见李悦秋的哭喊。卷宗中血肉横陈的现实，被冷冰冰的文字抹平。还有个细节：出狱之后李悦秋历尽千辛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卷宗详情，他研究完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口供证人什么的全他妈的是瞎编的。

李悦秋对案卷材料的分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问题

“这是中国司法文书的典型特征，”一位法律学者在评价另一起冤案时指出，“判决书的语言追求逻辑上的自洽，但正因为删去了矛盾和裂缝，才让真相被埋葬。”此时此刻，这些评价的话，用在李悦秋的案件上一点都不为过。卷宗内容与判决书之间，形成了一道冰冷的鸿沟。前者记录了刑讯逼供下的荒谬，后者则在法律语言的包装下，制造出一种虚假的“自洽”。

李悦秋案中的“自洽”，就是是建立在刑讯逼供的断裂之上的。即使站在他面前听他讲述，我们也无法想象他那个时候身体到底遭遇了什么。这或许是仅存于他身体上的秘密，这些秘密记录着这个案子的每个细节，每个时间段的痛苦，案件中所有的矛盾、裂缝、疑点，全部都隐藏在里面。

三、刑讯逼供的历史惯性

谈到刑讯逼供，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中国司法史上的漫长的阴影。我们先简单明了的回顾一下它的历史：

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导向，刑讯常被视为“迅速破案”的必要手段；1980年代，随着刑法体系重建，刑讯逼供虽被法律禁止，但在公安、检察的“破案率”压力下，依然屡禁不止；90年代末，正是李悦秋案发生的年代。彼时“命案必破”开始提出，基层公安的办案逻辑是：宁可错抓，不可不破。

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公开发行的《刑讯逼供罪》披露，自1979至1989年，全国平均每年查处刑讯逼供案360件；而1991至1998年，平均每年查处400多件。21世纪后，仅有零星公布的数据，譬如2003年1-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刑讯逼供立案400多件。（资料来源：《刑讯逼供的中国治理》作者：陈如超）

最高检官方网站中，关于刑讯逼供的研究论文

上述材料表明：至少在21世纪初，公安系统的刑讯现象并未有实质性改观。这也得到公安部高层认同。如2002年年底，据当时公安部负责人指出：2002年1-11月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所留置室中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群众谈留置室色变，刑讯逼供形势依然严峻。（资料来源：《刑讯逼供的中国治理》作者：陈如超）

能检索到的其他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中国最高法系统内就曾公开承认，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并非少数。2005年之后，一系列冤案陆续平反，其中多数都涉及酷刑。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在当时各地法院被改判的冤错案件中，刑讯逼供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供述与证据无法印证”的情况，占比超过七成。

刑讯逼供是权力不受监督不被追责的运行惯性，它背后指向的是制度考核的压力、口供中心主义、司法缺乏制衡以及监督机制的失灵。而代价，就是李悦秋他们。对，是他们。李悦秋在那个年代不是孤例，他们是赵作海、呼格吉勒图、张辉、张高平等等的他们。

四、他们，以及他们

• 赵作海案（河南，1999年）：赵因“杀死朋友”被判无期，狱中11年坚持喊冤。2010年，当年“亡者”现身，他才获平反。他回忆：“不打就不让睡，不让吃。”
• 呼格吉勒图案（内蒙古，1996年）：18岁的呼格因刑讯“认罪”，被迅速处决。9年后真凶落网，18年后才平反。
• 张玉环案（江西，1993）：因邻居两名儿童死亡被判死缓，刑讯逼供下供述“作案经过”。2020年平反时，他已在狱中度过27年。

• 张氏叔侄案（浙江，2003年）：叔侄二人因酷刑“招供”获死缓，后获平反。多篇新闻报道均揭示了他们在案件中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

  
  

 左至右：赵作海、呼格吉勒图、张玉环、张氏叔侄

这些案件呈现出明显的共同模式：缺乏物证、依赖口供。在李悦秋案以及其他冤案中，现场勘验、尸检或其他科学证据往往不足或含糊，无法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相反，案件的定罪核心几乎完全依赖嫌疑人的口供，而这些口供往往是在刑讯逼供的压力下产生。

长时间的讯问、体罚和心理压迫，使被告不得不提供审讯者想要的答案，这种所谓“认罪”，本质上是被迫顺从，而非真实的事实陈述。更为严重的是，判决书往往对这些口供的矛盾视而不见，甚至将冲突的供述进行选择性采纳，以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定罪链条”。

这种做法不仅掩盖了案件中的疑点，也使司法判断失去客观性和透明度，形成制度化的盲点。长期以往，这种模式会让刑讯逼供成为潜在的常规手段，使冤假错案不断发生，也反映出司法体系在程序保障、证据裁判和监督机制上的深层缺陷。

而一个冤假错案的产生和定型，往往就是从一次残酷刑讯逼供下的口供开始的。在律师看来，李悦秋案件中的“四种杀妻方式”，其实是一种“刑讯地图”——它清晰地显示了嫌疑人在被反复逼供的不同阶段，如何屈服、如何被迫迎合办案人员的意图。

“第一次没说对，就继续打，直到说出他们想要的版本。”程律师总结道。

五、“结构性问题”

让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李悦秋采访稿件里的自述：

“他们一天问我几十次同样的问题，不停地逼我说，我杀了她、我怎么杀的。我说不清楚，他们就骂我，甚至打我，让我头昏眼花。”

“他们把我反绑起来，轮流上阵，不让我睡觉。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杀的？我说没有，他们就打我。”

“我说真话，可在那个屋子里，没有人听你说话。你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要想好过，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思回答。”

再仔细看一看李悦秋想起的办案人员的话语：

1999年4月14日凌晨1点许，审讯一无所获时，侦查人员暴怒了。贲春华恶狠狠地说：“换上人轮流地搞，别给他睡，搞死他！”

姓周的副局长威胁、吓唬李悦秋说：“你不认？好，反正死的是你老婆，又不是别人老婆，我们抓你到县里慢慢搞，搞死你为止。”

刑侦队刘炳林威胁、恐吓道：“你现在不是在两江，是在我们这里，你不讲也得讲，你不认也得认，你这条命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有权要你死，我们有权给你活！只要你认了，我可以保你不死。”

 李悦秋手写的刑讯逼供过程和细节

“刑讯逼供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李仲伟律师说，“如果不改变案件考核制度，不加强律师权利保障，它就会反复出现。”刑讯逼供下的口供，是痛苦与恐惧下的产物，不是真相。当一个人可以被迫承认四种互相矛盾的杀人方式，而法院依然认定他有罪。这种荒诞，不只是司法逻辑的崩坏，更是制度之殇。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申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这是对现行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含义界定的明确化，以及对未按规定讯问获得口供的排除。但这是2013年，这对1999年就开始遭遇刑讯逼供的李悦秋已经晚了。在那趟刑讯逼供的列车上，他早已经被绑架上车遍体鳞伤。

六、沉痛的追问

李悦秋出狱后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天，法院承认我没有杀妻。”然而，这个愿望，或许还需要难以忍受的等待。李悦秋的经历，是刑讯逼供阴影下的生命悲剧。他背负“杀妻者”的污名二十多年，失去自由与尊严。即便今日重提此案，平反之路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在呼格吉勒图、赵作海、张玉环和无数未被发现的冤案背后，刑讯逼供已成为沉重的历史阴影。它不仅剥夺个体的尊严与自由，也侵蚀着社会对法治的信任。今天李悦秋的悲剧，依旧重复般的提醒着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彻底根除刑讯逼供，让“口供不等于真相”的理念真正落地。只有如此，类似的荒诞与悲剧，才不会一再重演。

真正的反思，不在于每一起冤案的平反，而在于制度能否不再让刑讯成为办案的“捷径”。

这是或许是李悦秋案留给我们最沉痛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