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电诈防范全书
海外华人防诈必修 · 全三十章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唐某某被起诉时，辩护人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有力的意见：唐某某在诈骗窝点里被人殴打过，属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检察机关的答辩意见是：唐某某积极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在窝点内具有一定的人身、通讯自由，所受体罚并未达到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程度，不宜认定为胁从犯。2024 年 5 月 13 日，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唐某某系自首；同时认为，他在电诈窝点期间行动虽然受到部分限制，但「所受限制系电诈窝点的管理要求」，唐某某积极主动实施犯罪，不应认定为胁从犯。最终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唐某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被打过，行动受限，依然不是胁从犯。这个结论对很多家属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这就是目前的司法标准，而且理解它，恰恰是争取合理结果的前提。
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那条把「受害者」和「共犯」分开的线，到底画在哪里。而在讲具体标准之前，要先纠正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以为法律判断的是「你是不是自愿去的」。不完全是。出发时是否被骗确实是重要事实，但它主要影响出境环节的定性。到了园区之后，法律看的是另外三件事：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获利、你在有条件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
园区里的人不是同一种法律地位。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阶梯，每上一级，责任加重一档。下表逐级给出典型行为、法律地位，以及辩护上通常要争取的方向。第三级标红，因为它是最多人误判的一级。
| 级 | 层级 | 典型行为 | 法律地位 | 要争取的 |
|---|---|---|---|---|
| 一 | 被关押，未实施任何业务行为 | 刚被送进去、还在「培训」阶段、因拒绝配合而被关押或被转卖等待中 | 通常不构成诈骗罪共犯；本身是非法拘禁等犯罪的被害人 | 证明此期间未实施任何业务行为，固定被拘禁的时间段与事实 |
| 二 | 后勤、杂务，不接触业务 | 做饭、打扫、维修设备、看管仓库、开车接送 | 看是否明知业务性质、是否属犯罪组织组成部分、报酬是否与业绩挂钩 | 未参与业务、报酬固定且与业绩无关、对具体诈骗行为不明知 |
| 三 | 打字、加好友、引流，但不谈钱 | 冒充人设在社交网络加好友、聊感情，到一定程度交由「老手」跟进 | 流水线上的第一道工序；分工不同不影响共犯成立 | 参与时间短、未接触资金环节、未获提成、作用较小，争取认定从犯 |
| 四 | 直接实施诈骗，领取工资或提成 | 与被害人谈投资、引导下载虚假平台、指导转账 | 标准的诈骗罪共犯 | 从犯地位、数额准确认定、退赃退赔、认罪认罚，以及胁从犯方向 |
| 五 | 组长、管理人员，管人、分配任务 | 负责盘口业绩、人员管理、任命组长，按盘口业绩获取提成 |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 | 与更高层级的区分、管理范围与时间的限定、未参与决策 |
| 六 | 盘主、股东、分红 | 出资、带人、带话术体系，承租经营 |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按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伴随暴力时量刑可至死刑 | —— |
而第五级的关键跨越是「按业绩获取提成」——一旦你的收入与整个团队的产出挂钩，你在法律上就不再是执行者，而是组织者的一部分。
这道阶梯的关键在于：上升是很容易的。今天你只是加好友，明天业绩压力让你开始跟进，后天你带了新人——每一步都不是你主动选的，但法律评价的是你实际做到了哪一级，以及你在那一级上待了多久。这也是为什么第 9 章说「越早越好」不只是情绪上的建议：在这道阶梯上，时间本身就是不利因素。
胁从犯：两条否定判准，满足其一即可否定
几乎所有被困者的家属，最先想到的辩护方向都是「他是被逼的」。这个方向在法律上确实存在，就是胁从犯——而且如果能够认定，后果相当显著：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是全部辩护方向中效果最强的一个。
但门槛很高。三部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性标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期间，能够与外界保持自由联络，或者被胁迫后又积极主动实施犯罪的，一般不认定为胁从犯。
判准一在实务中的杀伤力最大。在李某某等人案中，公诉人的答辩意见记录得非常具体：各被告人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个人手机和家人联系、从国内购物，均未主动与使领馆等有关部门联系寻求帮助，而是在诈骗集团中长期积极从事诈骗活动，不应认定为胁从犯。
判准二的样本就是唐某某案。他被殴打过，这是事实；但他此后积极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法院据此认定不构成胁从犯。法院的另一句表述同样重要——「所受限制系电诈窝点的管理要求」。也就是说，园区普遍存在的封闭管理、没收手机、考勤打卡、体罚，在司法认定中可能被视为该行业的常规管理手段，而不当然等同于针对某个人的、达到胁迫程度的强制。
否定性标准出自三部门《意见》；唐某某案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李某某等 8 人案为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公开案例。两案结论均取决于其具体事实与证据，不能作为任何其他个案的预测依据。本章全部认定标准须保留「一般」「可能」等限定语。
判准一的逻辑是：你有联络的自由，却没有用它求助——那么你在里面的状态，就不被认为是「意志自由受限」。这一条对本系列读者有极其现实的意义，卷六会专门讲。
而判准二可能是本章最需要被理解、也最容易引起情绪的一点。它不是说那些经历不真实、不残酷，而是说：「园区普遍如此」这个事实本身，反而削弱了「我个人被特别胁迫」的证明力。
犯罪数额怎么算：时长与获利是最容易被客观证明的两项
这一段很技术，但直接决定量刑档次。
路径一：以违法所得推算。在李某某等人案中，检察机关的做法是：诈骗集团从盘口的「诈骗业绩」中发放主管、组长的提成以及员工和后勤人员的工资，部分被告人使用违法所得购买了房产、汽车等财物，可以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认定其参与诈骗的犯罪数额。该案最终认定诈骗集团犯罪数额为 1400 余万元。该案中检察机关还在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建议公安机关全面核实犯罪嫌疑人的银行卡余额，发现部分被告人账户仍存有违法所得并依法冻结。
路径二：以在境外窝点的时长推算。第 8 章已经讲过这条规则：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诈骗犯罪行为、但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三十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但有证据证明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
李某某案的认定方法与犯罪数额系检察机关公开案例。三十日规则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员的阐述，须核对规范性文件原文表述（见第 8 章核查清单）。
注意路径一的双向作用：你拿到的钱越多，认定的犯罪数额越大；反过来，如果确实没有获利，这也是重要的辩护事实。
两条路径合起来看，可以得出一个对当事人很重要的提示：时长和获利，是跨境电诈案件中最容易被客观证明的两项事实。它们既是控方的抓手，也是辩方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办案机关会看哪些证据：辩护的空间不在否认，而在补充
前面反复讲「需要证据」。这一段说清楚：在这类案件里，证据具体指什么。
来自园区的客观材料。随着近年清剿行动的推进，大量园区内部材料被查获——考勤记录、业绩表、工资与提成台账、话术手册、员工合约。这些材料的证明力非常强，因为它们是犯罪组织自己为管理而制作的，不是为诉讼准备的。你在里面的层级、做了多久、拿了多少，常常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同案人供述。跨境电诈案件通常是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窝案，同一个盘口的人会被分别讯问，彼此的供述相互印证。这意味着一件事：关于「你做了什么」，不只有你自己在说。
电子数据与资金、出入境记录。聊天记录（与被害人的、与同事的、与家人的）、手机中的应用与账号、银行卡流水、虚拟货币钱包地址、购置房产车辆等大额消费记录，以及何时出境、何时入境、在境外停留多久。
园区内部材料的证明作用见第 2 章核查清单及公开报道。本段所述证据类型系对实务的归纳，具体案件的证据情况差异较大。
由此得出三条实用结论。
第一，不要指望靠陈述扭转客观证据。上述材料大多在讯问之前就已经在案。
第二，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客观证据里没有、只有你能提供的事实——你被限制自由的具体情形、你求助的尝试、你拒绝执行任务的经过、你与外界的联络实际受到何种限制。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辩护的空间不在于否认已经被证明的事，而在于补充没有被记录的事。园区的账本会记录你的业绩，但不会记录你被关过小黑屋；考勤表会显示你在岗，但不会显示你曾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这些恰恰是家属手里的材料可能补上的部分——第 9 章讲的那些通话记录、求助痕迹、报案回执，价值就在这里。
可能同时成立的其他罪名
园区经历牵扯的往往不止诈骗罪一个罪名。
偷越国（边）境罪——见第 8 章，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为目的偷越的，直接构成「情节严重」。
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如果在园区期间参与了拉人、带人的工作，可能另行构成此罪；第 6 章的潘某杰案说明，组织三人即可构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要涉及资金环节：提供账户、转移赃款、取现。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与量刑详解在第 25 章展开。但要指出实务中的一个复杂之处：关于取款人的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有的裁判认定为诈骗罪共犯，有的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既参与诈骗又实施取款的，有的认定为诈骗罪一罪，有的则数罪并罚，主从犯的区分也存在差异。
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如果参与看管、惩罚同伴，可能另行构成。第 3 章引用的两份判决中，这类罪名正是死刑判决的核心依据。
取款人定性的司法分歧系实务研究综述。各罪名的构成要件以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为准，具体适用取决于个案事实。
取款人定性的分歧意味着：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案件中可能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这正是辩护工作有空间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应当尽早委托律师。
讲完否定的一面，必须讲清楚肯定的一面，否则这一章就变成了绝望。下列情形都有严格的适用条件，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个案的具体事实与证据。
结合法理与实务，以下方向是有意义的：存在针对本人的、具体的、达到相当强度的强制（被长期非法拘禁、遭受严重暴力、被明确以生命健康相威胁，并有伤情、就医、同案人证言等客观印证）；没有联络自由（手机被全程收缴、通讯被完全监控、不存在业余时间自由使用手机的情形）；存在反抗与拒绝的记录（曾拒绝执行任务并因此受罚、曾试图求助、曾试图脱离）；未获利或获利极少；参与时间短、作用小、处于阶梯的低层级。
这五项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需要证据，而且大多需要在境外期间就形成。这正是第 9 章反复强调「留下非自愿痕迹」的原因。另外要说明：即使最终不被认定为胁从犯，上述事实仍可作为从犯认定、量刑情节来主张，不是白费。
三部门《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犯罪情节轻微，依照法律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由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存在「不起诉」和「免予刑事处罚」这两条出口——走到这两条出口的人，承担的是行政处罚，不是刑罚。
实践中通常需要多个因素叠加：处在阶梯的低层级、参与时间短、未获利或获利极少、有自首情节、如实供述、积极退赃退赔。
《意见》写得很清楚：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的人员，主动或者经亲友劝说后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请注意「经亲友劝说后回国投案」这几个字——它明确把家属的劝返纳入了自首的成立范围，意味着家属不是旁观者，你们的行动可以直接改变法律结果。具体适用见第 11 章。
需要说明：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涉及胁从犯的多为不予认定的情形，这本身反映了该项认定的严格性。但典型案例的发布导向是明确裁判规则，不等于实践中不存在认定从犯、作用较小乃至不起诉的案件。个案结论仍取决于具体事实与证据。
到了园区之后，法律看的是三件事：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获利、你在有条件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这三件事和「你当初是怎么去的」相互独立。而辩护真正的空间，不在于否认已经被证明的事，而在于补充没有被记录的事：园区的账本会记录你的业绩，但不会记录你被关过小黑屋；考勤表会显示你在岗，但不会显示你曾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胁从犯的门槛确实很高，但它只是众多从宽方向中的一个——不成立，不等于没有出路。
身在海外的读者，还需要知道两件事。
属人管辖：中国公民在境外犯罪，中国刑法可以适用。《刑法》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这意味着：即使全部行为都发生在境外、受害人也不全是中国人，中国司法机关依然可能追究。第 3 章讲过，这个产业已经「本地化」到多个语种，但这不改变属人管辖的适用。
可能面临多国追诉。第 3 章提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国都在追究本国籍的电诈参与者；第 6 章提到，柬埔寨西港一处窝点的十余名中国籍嫌疑人被当地正式提控。在境外被当地追诉，与回国后被中国司法机关追究，是两套独立的程序——在一国已受处罚，不当然免除另一国的追究。对持第三国身份或长期居留的人，还可能涉及居留资格的丧失；这部分不属于刑事程序，但实际影响可能同样深远。
这一章讲了很多严格的标准，最后要说的是一件在实务中反复出现、却几乎无人事先知道的事。
回看那条否定判准：能够与外界保持自由联络的，一般不认定为胁从犯。再看李某某等人案里那句具体的表述：各被告人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个人手机和家人联系、从国内购物，均未主动与使领馆等有关部门联系寻求帮助。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有手机、能联系家人，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向使领馆或公安机关求助」，将会成为一个你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个逻辑有两条极其具体的推论。第一，如果他有条件联系外界，那么每一次求助的尝试都应当留下痕迹——哪怕求助没有成功、哪怕消息被拦下、哪怕只是一条发不出去的草稿，尝试本身就是证据。第二，家属这一侧同样要留痕——你的报案回执、你与使领馆的通话记录、你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材料，都能反向印证他当时的处境不是「安于现状」。第 9 章讲报案时说过，那些材料今天是报案的依据，明天可能是他的辩护证据。
但必须严肃提醒一句：上面讲的是保存真实痕迹，不是伪造证据。跨境电诈案件的证据体系非常庞杂——同案人供述、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出入境记录、园区查获的考勤和账目材料。在这样的证据环境下，编造的陈述极易被推翻，而一旦被认定为不如实供述，将直接影响自首、坦白等从宽情节的成立。如实供述本身就是法定的从宽事由，而编造是把这个事由主动放弃掉。
最后一句是对家属说的：这一章的标准看起来很严，但胁从犯只是众多辩护与从宽方向中的一个。即便不成立，还有从犯认定、作用较小、参与时间短、未获利或获利少、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多个方向，以及卷四讲的那两条出口。这些从宽情形如何具体适用、需要准备什么、时间节点如何把握，是第 11 章的全部内容——请务必接着读。
平衡提示：卷四「可能对当事人有利的三组情形」与卷六末尾「不等于没有出路」两处不得删减，否则本章会变成一篇让受害者家属绝望的文章。
本章基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整理。胁从犯的两条否定性规定、情节轻微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自首（含「经亲友劝说后回国投案」）的规定，均出自三部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唐某某案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山东五莲县人民法院 2024-05-13 一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已生效）；李某某等 8 人案为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公开案例（以违法所得认定犯罪数额，集团犯罪数额 1400 余万元）。取款人定性的司法分歧系实务研究综述。三十日规则见第 8 章核查清单。园区内部材料的证明作用见第 2 章核查清单。
本章严格区分被拐骗、被胁迫的受害者与主动参与、牟取暴利的犯罪分子。讲述认定标准之严格，目的是帮助真正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正确地组织事实与证据，而非否认其受害经历。所述定性标准与从宽情形均有严格适用条件，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个案的具体事实与证据——请勿据本章推断任何具体个案的结果，那需要执业律师审阅案卷后判断。本刊内容仅供风险提示与信息参考，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