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 INTERPOL，几乎每个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都是红色通报（Red Notice）。它是这个系统中唯一被公众反复讨论、也是少数会出现在公开网页上的东西。但在实务中，红色通报只是整个系统对外可见的一小部分。真正决定一个人跨境风险的，往往是那些不公开、不可检索、甚至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的信息流。

如果把 INTERPOL 的数据系统比作海面，红色通报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尖端。水面之下的部分，才是律师真正需要看懂的地方。

一两种不同的工具：Red Notice 与 Diffusion

实务中一个常见的混淆，是把 Red Notice 和 Diffusion 当成一回事。两者都可能导致边境拦截、引渡风险或金融审查，但它们在发布机制上有关键区别——而这个区别，恰恰决定了风险的可见性。

Red Notice（红色通报）由 INTERPOL 总秘书处发布。它基于成员国有效的逮捕令或司法决定，是向各国 NCB 发出的"定位并临时逮捕"协查请求，目的是为引渡或类似程序做准备。发布前，红色通报会经过合规审查（详见第4章）。这里必须再次澄清一个被反复误传的说法：红色通报不是国际逮捕令，它本身不产生强制力，是否行动由各成员国依本国法律决定（详见第1章）。

Diffusion（扩散通报）则是另一套机制。它由成员国的国家中心局（NCB）直接发送给全部或部分其他国家的 NCB，不经过红色通报那样的事前集中审查即可流通。（扩散通报与红通哪个更危险，见科普扩散通报与红色通报的区别）换句话说，红色通报是"INTERPOL 替成员国发布"，而扩散通报是"成员国借 INTERPOL 的网络自己发"。

这个差别带来三个实务后果，可以并排看得更清楚：

监督越靠后，被滥用的空间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政治性或纯民事纠纷背景的请求，更容易以扩散通报、而非红色通报的形式出现。根据 RPD 第99条，发送扩散通报的 NCB 须自行确保其请求符合《章程》与国际法，第一道把关其实落在发起国自己手里。（这两种工具与各种通报状态怎么判读，见实操第2讲｜通报类型与状态判读）

二一个标志性案例：当红色通报被拒之后

公开案例中，最能说明这两种工具差别的，是金融家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的经历。他因推动《马格尼茨基法案》而成为俄罗斯政府的目标，其遭遇被英国议会书面证词及 BBC、CBS 等多家媒体记录在案。

据公开报道，俄方自 2013 年前后起反复试图通过 INTERPOL 对布劳德发布红色通报——据其本人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述，俄方动用 INTERPOL 渠道针对他的尝试多达约八次。但在红色通报这条路径上，INTERPOL 均以请求"具有主导性政治性质"、违反《章程》为由拒绝。换言之，红色通报这条"正门"，对发起国关上了。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在红色通报受阻后，俄方转而走扩散通报这条路——一种不公开、且不经 INTERPOL 事前审查的请求。据公开报道，2017 年前后俄方即以扩散通报方式绕开了事前审查。也就是说，正门关上，发起国未必停手，而是换一道门槛更低的侧门。其中一次相关请求发出后，竟在美国移民系统内触发了对布劳德（一名英国公民）的自动入境禁令；美方约一天后发现错误并撤销。

这个案例几乎逐条印证了上一节的机制：正门（红色通报）被合规审查挡住后，发起国可以改走门槛更低、监督更弱的"侧门"（扩散通报）；而扩散通报因为不公开，被针对者往往无从事前知晓，直到它在某个系统里"触发"了后果。

三系统里真正"看不见"的部分

很多当事人会说："我查过官网，没有我的红色通报，应该没问题。"这是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误解之一。

原因在于，公开网页上的红色通报只是经过选择的极少数。INTERPOL 的规则设计中，大多数通报仅供执法机关在内部系统中使用，只有在需要公众协助、且经请求国同意等条件下，部分摘要信息才会发布到公开网站。这并非泛泛之论——有研究统计，2022 年 INTERPOL 系统中约 6.9 万条有效红色通报里，对公众可见的仅约 7,500 条，即大约只有一成。这还只是红色通报；扩散通报的体量更大（据相关政策报告，2023 年成员国共发送上万条红色通报与扩散通报），且默认并不公开。换句话说，你在官网能搜到的，从一开始就只是冰山尖端的一小角。

所以，一个人在 interpol.int 上搜不到自己，完全不能推断系统内没有针对他的数据。（如何正式发起查询、填写 RAF，见实操第1讲｜查询请求 RAF 操作）布劳德案中那条触发了入境禁令、却始终未公开的扩散通报，就是最直观的注脚。

为了让机制更清楚，可以设想一个去标识化的常见情形：

这个场景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可供 M 事前查询——这正是扩散通报在实务中最棘手的地方，也是早期介入价值最高的原因。不公开本身有其制度理由：避免影响侦查、减少对个人隐私的不当影响、控制系统被滥用的风险、防止引发不必要的政治争议。但对当事人和律师来说，结论很简单：

四为什么"查不到"仍可能有风险

即便一个人没有公开红色通报、在官网完全搜索不到、过去也从未在边检被拦，仍可能存在实质风险，原因至少有三：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细节，恰好印证"水面之下"的比喻：通缉人员扩散通报（WPD）与红色通报不同——它在 NDTF 完成审查之前，就会以邮件形式即时送达接收国的 NCB，邮件中仅附带"该数据尚未经总秘书处授权、正在接受合规审查"的警示。也就是说，一条尚未通过审查、甚至最终可能被认定不合规的数据，在审查期间已经实际抵达多国警方的桌面。再叠加上一节讲的"删除后仍可能滞留各国数据库"，就不难理解：可见性的"开关"、合规性的"结论"、与各国数据库的"现状"，三者并不总是同步。风险恰恰藏在这些不同步的缝隙里。

五一个关键认知：信息层级 ≠ 风险层级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按"严重程度"给这些工具排序：红色通报 > 扩散通报 > 无记录。但系统的实际运作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形下，一个定向发送、尚未公开的扩散通报，对当事人的实务影响力反而可能高于一份公开的红色通报——因为它更隐蔽、流通更快、也更容易被发起国策略性地使用。布劳德案中真正触发入境禁令的，恰恰不是被拒绝的红色通报，而是那条低调的扩散通报。

对律师而言，这意味着风险评估不能停留在"有没有红色通报"这一层，而要追问：针对当事人的数据，目前在系统中处于什么样的可访问状态？是公开可见，还是仅在执法系统内流通；是红色通报，还是定向扩散通报；是正常活跃，还是处于临时阻断。这些状态上的差别，往往比"是不是红色通报"更能决定现实风险。

延伸延伸阅读与衔接

既然红色通报只是冰山一角、系统真正运作的部分大多不可见，那么如果系统关注的不只是个案严重性，它真正想控制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作者简介
 李仲伟律师，1998年执业，1972年出生，中国著名刑辩律师，刑事风险结构研究者、重大疑难案件系统解决路径实践者。著有《结构刑辩方法论》《刑事案件家属20讲》《INTERPOL红通完整手册》、《强制遣返20讲》《民企刑事危机系统应对与生存全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