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航行因海峡封锁或战争威胁而中断，航运公司首选的减责途径，通常是援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条款。但它绝非万能避风港。

法律通常要求所援引的事件满足"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三要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合同受英国法管辖，则并无所谓"一般不可抗力"的自动免责——能否免责，完全取决于合同里是否写明、以及如何写明。这里有两道最常见的"暗礁"：

更要紧的是：在英国法下，若合同根本没有约定不可抗力条款，船东能依赖的就只剩"合同落空（Frustration）"这一极窄的原则，而判例为它设下了极高的门槛。历史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关闭系列案件（如 The "Eugenia" 等）即确立：仅仅因为运河关闭、被迫绕行好望角、成本与航程大增，并不足以构成"合同落空"；只要合同在商业上仍属可履行，单纯的"更贵、更难、更慢"都不能让当事人就此脱身。这对今天面对霍尔木兹绕行的船东是一记警钟——"绕行成本高"本身，几乎从来不是免责的理由。

与"不可抗力"相邻、在时间租船中更常被援引的，是 BIMCO 的战争风险条款（如 CONWARTIME）。它赋予船东在"真实存在战争风险可能性"时拒绝前往或绕道的权利。英国法院在相关判例（如围绕 CONWARTIME 解释的 The "Triton Lark" 案）中确立的逻辑是：船东的判断不需要事后被证明"绝对正确"，但必须是基于合理依据、诚实善意做出的。换言之，"绕，还是不绕"不是船东可以任性拍板的，而要经得起"是否合理、是否善意"的检验。实务中，一艘原油油轮若因海峡袭击风险而绕行好望角，由此增加的燃油与延期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这笔钱最终由谁承担，往往就取决于船东当初的绕行决策，是否站得住"合理且善意"这把尺。

随着风险溢价飙升，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围绕"战争险"的理赔争议，也日益尖锐。这里的陷阱，往往不在"保不保"，而在"算不算"。

保险公司通常会将高风险海域列入"列名区域"（Listed Areas），并保留在 7 天内调整附加保费、甚至取消承保的权利。更棘手的，是对"损害原因"的定性之争——同一起扣船事件，究竟算"战争及政治风险"（可赔），还是落入保单除外的"司法/行政没收、扣押"（不赔）？这道定性，动辄牵动数千万美元。

真实案例 · Advantage Sweet 轮

2023 年 4 月，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由雪佛龙（Chevron）租用的油轮 Advantage Sweet，在阿曼湾国际水域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行登临扣押，所载原油随后被转移。2024 年 3 月，德黑兰一家法院作出裁决，没收该批价值约 5000 万美元的原油，称用于对美制裁的"反制"。

真正的法律风暴在理赔环节爆发：2024 年 5 月，三家保险公司（Zurich American、Liberty Mutual、Great American）拒绝了雪佛龙约 5700 万美元的索赔，并诉至美国法院。保险方的核心抗辩是——"原油被扣押及随后被伊朗征收，并不构成'战争行为'（warlike operations）"，且货物险保单本就不承保"扣押或没收"。

这正是"定性黑洞"的真实写照：一笔数千万美元的损失，可能仅仅因为卡在"战争行为"与"司法没收"之间的定义缝隙里，而最终无人买单。

这起争议给所有涉险航运企业的启示是冷峻的：保单的"保障范围"与"除外责任"之间，存在一条极易被忽视、却价值连城的边界。若未能在投保与索赔时精准界定扣押、没收、征用等行为的法律属性，再高的保额也可能化为一纸空文。这类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扣押、征收，恰恰是当下航运风险中最难定性、也最易引发巨额理赔落空的一环。

地缘政治的蝴蝶扇动翅膀，航运公司承受的却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在极端局势下，"坐以待毙"不是选项——更稳妥的姿态，是把风险从"被动承受"转为"主动治理"。具体有三步。

其一，合同条款升级。立即审查并升级现有合同，纳入更细化的战争条款（如 BIMCO 的 CONWARTIME），明确绕道权、附加保费的分摊机制，以及不安全情况下的责任豁免——把"绕，还是不绕"的规则，提前写进白纸黑字，而非留待事后扯皮。其二，证据链闭环。在"不敢动"或"决定绕路"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同步收集并固定情报来源、官方声明（如 IMB 海盗报告中心、UKMTO 的航行警告）、以及保险公司的通知，形成一条完整、可追溯的法律抗辩逻辑——正如前文所见，这些证据，是日后追讨被扣租金、主张理赔的关键。其三，多维度法律评估。针对不同船旗国、不同合同管辖法（英国法与其他法域差异显著），制定差异化的风险应急预案，尤其要把制裁、扣押与跨法域执行的连带风险一并纳入考量。

这三步的共同内核，是一种思维的转向：把法律从"出事后的补救工具"，前置为"经营决策的底层架构"。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航道上，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侥幸，而来自每一份合同、每一条证据的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