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这五个月里最具教科书意义的样本。2025 年 10 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指控其在柬埔寨经营强迫劳动的“杀猪盘”电诈园区，并对约 127,271 枚比特币（当时约 150 亿美元）提起民事没收；美英将太子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此后，新加坡查封约 1.65 亿新元，香港警方先冻结约 27.5 亿港元；2026 年 1 月 6 日，陈志在柬埔寨被捕并被移交中国，柬籍被撤销；3 月，台湾起诉该案 62 人、13 家公司；5 月，香港高院一次冻结陈志等 42 人及 38 家空壳公司约 89.38 亿港元，涉 165 个账户，并限令 7 月前披露近 6 年的全球财务详情。

对当事人而言，三重风险同时压顶：其一，资产被多法域同步冻结，流动性被瞬间锁死；其二，38 家空壳被一锅端，说明离岸与代持挡不住“跟着钱走”的调查；其三，陈志是被“移交”而非经漫长引渡回国——在合作框架下，遣返与引渡的区别意味着送返可以很快。这条链最终指向同一件事：国际追赃已经高度协同化，资产藏在哪个法域，往往就在哪个法域被锁。

陈志被捕只是柬埔寨这场风暴的一个切面。2026 年 3 月，柬埔寨通过反网络诈骗法，对经营强迫劳动诈骗园区者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据柬方通报，1 至 2 月间逾 22.3 万名外籍人员离境。这意味着，过去躲在“园区经济”灰色地带的从业者、投资人、乃至仅仅“挂名”或被裹挟的人员，正集中暴露在执法与遣返的风险之下。

东南亚多为行政执法型法域，一旦被控制，往往不走漫长的引渡程序，而是直接经行政遣返快速送返——风险因国别、身份、案件而异，但触发后留给当事人的时间很短。与此同时，很多人误以为“查不到红通就安全”，但是否会被控制，取决于的是背后的执法协作与情报，而非公开渠道能否查到一条通报。

美国延续对伊朗的“经济狂怒”极限施压，把矛头指向为伊朗石油充当买家的中国山东“地炼”。2026 年内，寿光鲁清、盛兴化工、河北新海、金诚石化等先后被点名，4 月 24 日恒力石化（大连）被列入 SDN 清单，同时约 40 艘“影子船队”船舶与公司被制裁；4 月 28 日，OFAC 警示金融机构与中国地炼往来的二级制裁风险，并指中国买走伊朗约九成石油出口。5 月 2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阻断令，禁止境内实体承认或执行这些制裁。

风险落点很明确：处在这条贸易链上的炼厂、贸易商、货代、乃至为其结算的银行，可能一边触发美国的二级制裁与长臂管辖，一边又受制于中国阻断令的明令禁止，陷入“守一边违另一边”的两难；个别情形下，还可能延伸出制裁规避的刑事敞口。这不是大型央企独有的问题，任何与受制裁实体存在美元结算或美国节点的中小企业都可能被波及。

与地炼制裁同步，约 40 艘被指为伊朗“影子船队”的船舶与关联公司被一并制裁。航运业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关闭 AIS、船对船过驳、伪造单证、层层转租，这些“常规操作”在制裁语境下可能被认定为协助规避，进而牵连船东、管理公司、保险与贸易中介。

更值得警惕的是“穿透”：监管沿着船舶登记、受益所有权、资金结算一路追溯，名义上的隔离往往挡不住实际控制的认定。对航运与大宗贸易从业者，这意味着尽职调查不能只看交易对手的名字，更要看货物来源、航线轨迹与最终用途。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执法经历了“暂停—重启”：2025 年 2 月一度暂停，同年 6 月司法部发布新指南宣告“选择性重启”，把资源集中在严重的个人不法、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与竞争力、关联关键矿产与基础设施、以及与跨国犯罪组织相关的案件上，并明确把“外国对手（如中国）通过行贿取得关键矿产或基础设施”列为重点。

对出海中企，这意味着执法“量减但更精准”：涉及非美企业、且美国利益重大的案件依然会被积极推进，尤其是关键矿产、港口、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获取行为。高管个人面临的不只是公司罚款，还有个人刑事风险；而配合美方调查，又可能与中国的数据与国家安全法律产生冲突。选择性执法绝不等于无风险——它往往挑“证据扎实、事关重大”的案件下手。

把五个样本叠在一起，风险的轮廓清晰可辨：跨境追索越来越快、越来越协同，而“边缘安全”“离岸隔离”“查不到就没事”这类旧假设，正一个个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