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这个对中文读者相当陌生的罪名。

日本《职业安定法》是一部劳动法，规范职业介绍与劳动者募集。其中设有罚则：以对公共卫生或公共道德有害的业务为目的，从事职业介绍、劳动者募集或劳动者供给的，处以刑罚——实务中通常称为「有害业务目的介绍」。

它原本是用来管非法职业中介的。而现在，它被用来打境外诈骗据点的人员输送链。这是一次典型的「工具复用」——用一个既有的、构成要件相对简单的罪名，去覆盖一种新出现的行为形态。

它的三个特征，决定了它为什么好用。

静冈案的判决理由里，有三个字值得单独拿出来：被害男性。

法院不是在描述那个被诈骗的人——那些受害者远在别处。法院称之为「被害男性」的，正是那个被介绍去东南亚、并实际拨打了诈骗电话的人。

本系列上一篇写过日本警方以诱拐立案的案子，指出立案罪名会决定被送出去的人此后的身份。这一次是判决层面的印证：在这条路径下，被招募者被写在了「被害」那一栏。

即便如此，这个用词仍然重要。因为在刑事程序里，一个人被记录为什么，会沿着整条程序一路传导下去：他是被讯问还是被询问、需不需要辩护人、能不能获得援助、事后是否被追诉。而这个标签往往在最初的几天里就被贴上，之后极难更改。

现在回答本篇真正想回答的问题：同样的行为——把一个人介绍去境外诈骗据点——在中国会怎么评价？

中国刑法中没有与「有害业务目的介绍」相对应的罪名。这类行为通常沿另外两条路径评价。

路径一：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被告人作为境外诈骗犯罪团伙的代理或成员，在诈骗团伙的指挥下，为团伙介绍、拉拢、引诱人员偷越国（边）境赴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其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这里有一个技术前提：需要存在「偷越国（边）境」这一环节。那么，如果被招募者是合法办证、合法通关出境的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典型案例对此已有明确口径：行为人以旅游、探亲、求学、务工、经商等虚假事由骗领出入境证件，出境后即前往电信网络诈骗窝点从事诈骗活动的，属于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偷越国（边）境行为。

这一条与本系列上一篇记录的手法直接相关：让被招募者「自己去办护照、自己登机」，在外形上制造自愿合法出境的假象——但在上述口径下，证件办得再合法，只要申领事由是虚假的，仍可能被认定为偷越国（边）境。

路径二：诈骗罪（共同犯罪）

如果招募者本人参加了境外诈骗团伙、明知并参与实施针对境内居民的诈骗，则同时构成诈骗罪，与前罪数罪并罚。

此外，视情形还可能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关联罪名。本节所述为对已公布规范性文件与典型案例的一般性介绍，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认定为准。

把两套路径并排放好，差别就出来了——而差别真正落在的，是被招募的那个人。

而这正是本篇最实际的落点。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一个人能否被认定为被诱骗、被胁迫，靠的都不是他事后的陈述，而是出发之前留下的那些痕迹——招聘的沟通记录、机票与住宿由谁支付、证件何时以何种方式脱离本人控制、有无求救与试图脱身的记录。这些材料大多保存在国内，当事人在境外做不了，而它们日后可能是区分两种身份的唯一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