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篇的核心。

把报告里的两组数字并排放好：2773 人被送交法院系统，21102 人被驱逐出境。比值约为 1 : 7.6。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每有一个人进入柬埔寨的刑事司法程序，就大约有七八个人被直接送出国境。

这两条通道通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而报告没有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分流是按什么标准做的？

是按涉案角色轻重？按是否掌握关键证据？按国籍与接收国的配合意愿？按羁押场所的容量？还是按现场执法当天的处置方便？公开报告里没有任何一条说明。而这正是东南亚行政执法路径一贯的特征——它的效率来自于它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对当事人而言，这个分流点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走通道一，面对的是柬埔寨的审判与漫长的审前羁押；走通道二，人回到本国，此后是否被追诉，取决于本国的管辖与证据——本系列此前记录的从柬埔寨、老挝押解回国并被大比例逮捕的情形，正是通道二的下游。被遣返本身不是终点，它只是把问题移交给了另一个法域。

本节要做一件在这类稿件里不常做、但必须做的事：把官方数字之间的矛盾摆出来。

21102 与 45000

年度报告说，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这十二个月，共驱逐外国人 21102 名。

但就在九天前的 2026 年 7 月 15 日，柬埔寨移民总局负责人在一次年中总结场合公开表示：仅 2026 年上半年这六个月，就遣返了超过 4.5 万名外国人，其中涉诈嫌疑人超过 1.6 万名，并称遣返数量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

半年 4.5 万，全年 2.1 万。两个数字不可能同时描述同一件事。

737 与 665

新华社报道称，一年间在全国突击检查了 737 处诈骗中心；而柬方报告的表述是，检查 28512 处地点、在 665 处发现非法网络诈骗活动。737 与 665 之间相差 72——恰好等于报告中「195 家持牌赌场中发现 72 家涉诈」的那个数字。这可能是两套口径的拼合方式，也可能只是巧合；公开报道未作说明，本文仅指出这一数值关系，不作结论。

另需注意的是统计期本身也存在分歧：新华社稿件写作 2025 年 6 月至 2026 年 6 月，而《星报》《金边邮报》依 CCTC 报告原文写作 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本文采后者。

报告有两个出口。但按理说，应该有三个。

第三条是受害者甄别——把被虚假招聘诱骗出境、被扣押证件、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强迫从事作业的人识别出来，按被害人而非嫌疑人处理，提供救助与安全返回的通道。

这一栏，在公开的报告数据中没有出现。

报告给出了送交法院的人数、审前羁押的人数、被驱逐的人数、女性嫌疑人的人数，却没有给出「经甄别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人」的人数。这不必然意味着甄别工作不存在，但它意味着——在这份用来衡量成效的记分卡上，甄别不是一项被计分的指标。

本系列的立场一贯而明确：被诱骗、被扣证件、被强迫作业者在法律上是被害人，不是加害人。而这一区分之所以在实践中屡屡落空，原因往往不是理念争议，而是流程设计——当一次行动的目标被设定为「清场」与「清空」时，分辨谁是谁的那道工序，天然会被压缩到最短。

对当事人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一件很具体的事：不能指望甄别会自动发生。能够证明「他是怎么去的、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的材料——招聘沟通记录、机票与住宿由谁支付、证件何时以何种方式脱离本人控制、有无求救痕迹、身体伤情记录——需要由家属在境内主动收集与固定，越早越好。这些材料在人被送上飞机之后，几乎无法补做。

还有一个方向值得看：被处理的是人，还是场所？

报告显示，195 家持牌赌场中有 72 家被发现涉及网络诈骗。对这些场所，柬方采取的是牌照层面的措施——撤销或暂停经营许可。这类措施与刑事程序、与人员驱逐，分属三套完全不同的法律轨道，不能互相推定，也不会自动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本地媒体 CamboJA 在 2026 年 5 月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在当年四月至五月初已有若干家赌场牌照被撤销的同时，当局尚未宣布对任何赌场所有者提起刑事指控。该报道同时提到，部分被指与涉诈网络存在关联的场所未见被处理，而相关人士对涉案指称予以否认。

这一层落差，不是柬埔寨独有的现象，而是此类跨境灰色产业治理中的常见结构：处置末端人员的成本最低、见效最快、数字最好看；而追究组织者与获利者，需要资金链穿透、跨法域取证与长期侦查，周期以年计。本系列此前记录的多起案件——从缅北集团的跨年侦办，到美方对园区相关方启动的制裁与签证限制——都指向同一件事：真正的追责发生在更慢的时间尺度上。

对读者的判断价值在于：看到「打掉多少处、遣返多少人」这类数字时，应当同时问一句「组织者与获利者被追究了吗」。前者衡量的是清场效率，后者才衡量治理深度；两者往往并不同步，而当事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暴露在哪一套后果之下，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