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犯罪，减刑就是侮辱我” 杨明20年的冤屈与坚持

在贵州省铜仁监狱的高墙内，杨明是一个“异类”。

在长达20年的服刑生涯中，他从未获得过一次减刑。对于绝大多数被判处“死缓”的囚犯而言，通过认罪悔罪表现将刑期减为无期乃至有期徒刑，是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但杨明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路：拒绝认罪。

“如果认罪，我早就出来了，但我将背负杀人犯的罪名过一辈子。”

2015年8月11日，当51岁的杨明终于走出法院大门，双膝跪地向83岁的老母亲周德英磕头时，这起跨越20年的“贵州杨明故意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不仅是一个人对自己清白的“死磕”，更是刑辩律师与司法机关在“疑罪从无”转型期的一次合力突围。

一、 荷花舞厅的迷雾：一项基于口供的判决

时间回溯到1995年2月18日。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县，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在荷花塘下水道口被发现。经辨认，死者为当地女子王家凤。

案发一个多月后，经营“荷花”卡拉OK厅的杨明被警方带走。检方指控称，杨明因与受害人发生情感纠纷，于1995年1月21日晚将受害人带至卡拉OK厅扼死，并抛尸于附近的下水道。

1996年12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8年，贵州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二、 决不认命：一位母亲的“战役”

1995年，杨明入狱时，周德英63岁。在此后的20年里，这位原本应该颐养天年的退休女工，生活只剩下了一个主题：申诉。

据《南方周末》和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细节显示，在杨明被带走后的最初几年，周德英几乎跑遍了各级司法机关。她的轨迹，是无数中国冤案家属维权之路的缩影：从天柱县城到黔东南州府凯里，再到省会贵阳，甚至远赴北京。

“我的儿子我了解，他连鸡都不敢杀，怎么会杀人？”

这是周德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支撑她跑断腿的动力。为了省钱，她住过地下室，睡过火车站，吃过最便宜的馒头咸菜。20年的奔波，让她从一个精神矍铄的花甲老人，变成了一个背部佝偻、步履蹒跚的耄耋老者。

三、 关键变量：律师张磊的介入与“零口供”防线

直到2010年，案件迎来了一个关键变量——北京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磊的介入。

彼时，张磊刚接手此案，他面对的是一堆已经发黄的卷宗和一个看似不可撼动的生效判决。但在第一次前往铜仁监狱会见杨明时，张磊就被震撼了。

“我没做过，我死也不认。”

张磊发现，杨明在长达十余年的服刑期间，从未申请过减刑。按照刑法规定，死缓罪犯若认罪悔罪，通常可减为无期乃至有期徒刑，杨明本有机会在入狱15年左右重获自由。但他为了那口“气”，放弃了所有减刑机会，导致其刑期被不断锁死。

“这种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认罪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人性证据。”张磊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评价。

张磊的法律拆解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致命漏洞上：

击碎“唯一性”证据：定罪的核心证据是杨明前女友杨雪梅的证言。张磊通过比对原始卷宗发现，杨雪梅在被收容审查期间，前三次供述均称“不知情”，直到第四次才突变口风，且证言细节（如作案时间、抛尸方式）与现场勘查存在多处矛盾。张磊在申诉材料中直指：这是典型的“逼供诱供”产物。

物理证据的缺失：张磊反复强调，在所谓的“杀人分尸现场”（卡拉OK厅），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毛发或指纹。他在辩护词中写道：“这是一起没有作案时间、没有作案现场、没有物证的‘三无’案件。”

尸检报告的逻辑硬伤：针对被害人死因不明的问题，张磊指出尸体高度腐烂，原判决仅凭推断认定扼颈窒息死亡，缺乏科学依据。

张磊不仅仅是在法庭上辩护，他更通过严谨的法律文书，不断向最高检、贵州省检递交申诉材料，将一个“由于证据不足导致事实不清”的逻辑链条清晰地摆在了司法机关面前。

四、检辩合力：从对抗到共识

张磊的坚持与专业分析，最终引起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的高度重视。

2014年10月，贵州省检启动复查。检方复查人员在核实证据时，发现张磊提出的疑点确实存在。这导致了该案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司法景观：检察院与辩护律师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2015年4月，贵州省检察院向贵州省高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

2015年6月11日，杨明案在贵州省高院再审开庭。庭审中，张磊作为辩护人，发表了“没有证据证明杨明杀人”的辩护意见。他慷慨陈词：“本案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指向杨明，所有的言词证据都充满了矛盾和虚假……当司法机关无法确信一个人有罪时，宣告无罪是法治的底线。”这一次，出庭检察员当庭支持了张磊的辩护观点，建议法院改判无罪。

四、 迟来的正义：无罪释放

2015年8月11日，贵州省高院再审宣判。判决书采纳了张磊的辩护意见，认定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杨明，无罪。”

宣判后，杨明当庭释放。走出法庭的那一刻，他已在狱中度过了7300天。张磊律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不坚持，就没有今天。”

五、 尾声：法治的标本意义

2015年12月，杨明获得国家赔偿共计203万余元。

杨明案的平反，张磊功不可没。他不仅为杨明提供了法律技术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始终作为杨明与外界理性沟通的桥梁。

此案也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历程中的一个标本：它并非因为真凶出现（如赵作海案）或亡者归来（如佘祥林案）而平反，而是完全依据“疑罪从无”的证据规则，通过律师的专业死磕与检法的自我纠错，共同完成的一次正义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