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天的尽头：金哲红的二十三年

吉林的冬天总是漫长的。风从松花江上吹过，穿过吉林监狱的铁门，带着金属味道的寒气钻进会见室的缝隙里。2015年11月12日，金哲红拄着双拐，走到厚厚的玻璃窗前。他对面的律师正从北京来，带着厚厚的案卷笔记和一腔未熄的坚持。那一年，他已经在狱中度过第20个年头。

“什么时候能有个消息？”他问。

这个问题，他问了无数遍。律师也回答了无数次，每次的答案都一样：“我们还在努力。”

寒冷的冬夜

1995年，一个寒冷的夜晚，吉林市发生一起命案。警方在案发后不久便锁定了金哲红，一个当时32岁的个体商人。然而证据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贫乏。除了几份在刑讯逼供下形成的“口供”，案件中几乎没有任何物证。

那是一个对“口供”极度依赖的年代。以口供定罪，是冤案的常态。金哲红被迫承认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那一年，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一直喊冤不认罪，服刑期间也一直喊冤。

在狱中，金哲红写下了数十份申诉信，从吉林中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层层寄出。信像雪花一样被退回。十九年间，他的冤屈在档案柜里积成灰。

一封求助信

2013年，“洗冤网”的律师团队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一位女士，她写道：“吉林有一个重大冤案，请求你们帮助。”

那是金哲红案的又一次呼喊。那一年，团队正在全力推动“陈满案”的平反。面对新的求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但他们还是接下了案件，至少，先看一看卷宗。

卷宗被寄到了北京。李金星律师大体看了一遍，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没有物证，没有证人，只有口供。”

这是刑事律师最熟悉、也最警惕的信号。团队立刻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重大冤案。

“必须被定罪”的人

2014年，陕西的刑辩律师常玮平第一次飞往长春，前往吉林监狱会见金哲红。那次会见后，他打来一通电话，声音里有压抑的颤抖。

“这个案子，冤得太离谱了，太不可思议了，刑讯逼供太惨烈了，”

刑讯逼供的细节让人难以直视。长时间捆绑、殴打、吊打、电击、睡眠剥夺……金哲红曾多次晕厥，被迫签下认罪笔录。后来他拄着拐杖的腿，就是那段时间留下的伤。

律师在卷宗中发现，除口供外，办案机关并无任何直接证据。作案现场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目击证人。原审法院三次判决、三次被发回重审，最终仍以口供为核心证据定罪。

在1990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那时的司法系统正经历市场化初期的阵痛——公检法关系不清，基层政法干部的考核与“破案率”挂钩。一个命案，意味着压力，也意味着政绩。

而金哲红，就是那个“必须被定罪”的人。

不肯放弃的人

2014年夏天，金哲红案正式进入申诉程序，李金星律师组队接力申诉。这个案件包括李金星、袭祥栋、常玮平律师、岳金福律师、吴莉律师、王海军律师、石伏龙律师、黄佳徳律师、任星辉律师在内先后十几名律师代理申诉。

前方会见。勘察现场，当面陈情，向媒体寻求帮助，律师团队始终紧密合作，协作战斗。大家在微信群里讨论策略，在北京、沈阳、长春之间往返。五年间，他们共寄出上千封信。

有一次，李金星律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门口被拒之门外，他几乎崩溃，对接待法警说：“见不到法官我就不走。”

法官最终走出来，先是批评律师“扰乱秩序”，后来又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这个案子，我们都很重视。”那是律师们第一次听到来自最高法院最直接也最委婉的答复。

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张能宝、胡云腾成为案件转折的关键。法官要求吉林高院重新审查。律师团队提交了厚厚的申诉材料，连同一份光盘——里面是他们把上百本卷宗一字一句数字化的成果。法官看完后说：“见过的最认真的律师。”

漫长的等待

从2016年到2018年，金哲红案再次陷入沉寂。吉林高院的负责人调离，案件无人负责。金哲红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很担心自己怕等不到那一天。

2018年11月30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告：金哲红无罪。

宣判那天，金哲红拄着拐杖，站在被告席上。向检察员和法官表示感谢。金哲红说，他没有杀人，认为只要活着，就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天的阳光正好，从法院大楼的玻璃上反射下来，照在他那张疲惫、苍白的脸上。

冬天的尽头

2019年，国家赔偿程序完成。金哲红获赔468万元。律师们收到了他的信，信纸上只有一句话：

“我终于看见了阳光。”

他们知道，那阳光并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

毁灭一个人，就是毁灭一个世界；拯救一个人，也是重建一个世界。
金哲红案的平反，不仅属于一个被冤二十三年的个体，也属于那些在制度缝隙中坚持不放弃的人。

在冬天的尽头，有人还在等待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