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是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A国和B国），被来源国（C）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来源国法院对其进行了缺席判决，并发布了红色通报。

申请人随后在第三国（D）被捕，来源国提出了引渡请求。

该第三国法院经过详细审理，最终拒绝了引渡请求。不同于常见的因“无条约”或“证据不足”拒绝，该国法院的判决非常犀利：它认定如果将申请人引渡回来源国，他将面临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生命权）、第3条（禁止酷刑）和第6条（公平审判权）的严重风险。

尽管如此，来源国并未撤销红通。申请人遂向CCF提起申诉，要求删除数据。

申请人主张删除红通，核心理由如下：

• 政治性质（第3条）：案件本质上是政治迫害，针对的是其政治观点和种族背景。
• 人权风险（第2条）：回国将面临酷刑、死刑及不公平审判。
• 关键证据：第三国法院的拒绝引渡判决书。该判决书详细论证了来源国的人权状况及申请人个人面临的具体风险。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数据处理必须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精神（核心是禁止酷刑和保障公平审判）。
• 《章程》第3条：禁止政治性质的干预。
• 1984年大会决议 AGN/53/RES/7：关于引渡拒绝的处理原则。

• 法院已经判了：第三国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已经认定我回去会受酷刑，这就是铁证。
• 来源国不可信：来源国提供的所谓“公平审判保证”是虚假的，不能对抗第三国法院的实地风险评估。

• 保证人权：我们承诺给予重审权，保证遵守人权公约。
• 判决无效：第三国的判决只在他们国家有效，不影响红通的全球效力。

委员会决定删除红色通报，理由如下：

1. 第三国判决的证据效力：虽然第三国判决对其他国家无强制约束力，但其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认定，构成了证明来源国存在人权风险的“强有力的佐证（Corroborating Evidence）”。
2. 实质性风险：判决书中确认的酷刑、不公审判风险是具体的、针对个人的，而非泛泛而谈。
3. 违规认定：综合考虑政治背景和人权风险，保留数据违反了《章程》第2条（人权）和第3条（政治中立）。

这是红通申诉中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突破口。

• 原则： 国际刑警组织通常认为，单一国家拒绝引渡不影响红通效力（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会引渡）。
• 例外（本案核心）： 如果拒绝引渡的理由不是技术性的（如时效、国籍），而是实质性的“人权风险”认定（如认定存在酷刑、政治迫害），那么这份判决书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决定，而是一份经过司法程序认证的“专家证据”。
• CCF的态度： CCF 虽然不做事实调查，但它高度尊重成员国（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司法机关的事实认定。如果一个独立法院说“这个人回去会被酷刑”，CCF 很难无视这一结论而继续维持红通，否则就等于变相协助迫害。

很多申请人只扔出一堆“人权观察报告”说某国人权差。这种泛泛而谈通常无效。

本案成功的关键在于：申请人通过第三国引渡听证会，将宏观的人权问题“个体化”了。

• 核心区别： 判决书里写的不是“某国监狱差”，而是“申请人因其政治观点和种族，在某国监狱面临特定风险”。
• 关键影响： 这种“针对个人的具体风险评估”是打动 CCF 的关键。

来源国为了维持红通，通常会提供“外交承诺”（Assurances），保证不判死刑、不酷刑。

但在本案中，CCF 认为，在面对第三国法院详实的风险认定面前，来源国的空头承诺不足以消除疑虑。这确立了一个规则：客观的司法认定 > 主观的外交承诺。

• 战场前移： 如果当事人在第三国面临引渡，律师应全力在引渡听证中主张“人权”和“政治”抗辩，争取拿到一份认定“存在迫害风险”的判决书。
• 证据转化： 一旦拿到这份判决书，立刻向 CCF 提起申诉。这份判决书是删除红通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