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Mr. [...]）是“某国”（居住国/国籍国）的公民，被指控在“来源国”（[...]）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来源国司法机关于某年某月签发了逮捕令，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报。

申请人早已离开来源国，回到了自己的国籍国（某国）居住。他认为自己并未潜逃，且来源国明知他的地址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因为无法引渡而导致红色通报变成了一种单纯的骚扰手段。此外，他还尝试申请将案件从来源国移交到自己的国籍国审理（诉讼移管），但被来源国拒绝。

申请人认为红通已无实际意义且侵犯人权，遂向CCF申诉要求删除。

• 目的已实现/丧失：来源国当局明知他在哪里（居住在国籍国），因此“定位”目的已不再需要。
• 缺乏引渡行动：来源国从未向其居住国提出引渡请求，证明红通被滥用。
• 引渡不能：居住国宪法禁止引渡本国国民，因此红通在法律上无法执行。
• 拒绝移管：申请人请求将案件移交给居住国审理被拒，来源国故意维持红通以限制其自由。

• 核心条款（裁判依据）：
  • 《数据处理规则》（RPD）第82条：规定红色通报的双重目的（定位+逮捕/引渡）。（用于驳回“无法引渡即无效”的观点）
  • RPD 第84(b)条：规定NCB应在人员被捕后寻求引渡。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1条：规定成员国应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参与合作。（本案关键：解释为何禁止引渡本国国民不违规）
• 基础条款：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人权保护与互助精神。
  • RPD 第10条：数据处理必须具有特定目的。

• “你们知道我在哪”：我有法院文件证明来源国知道我的地址，发红通纯属多余。
• “根本引渡不了”：我是居住国公民，宪法保护我不被引渡，红通挂着也没用。
• “请把案子移交过来”：既然不能引渡，为什么不把案子移交给我的国家审理？拒绝移交就是侵犯人权。

• 红通有效：申请人虽然有律师参与，但他本人一直未归案，属于逃避司法。
• 无法引渡是客观原因：没发引渡请求是因为对方国家法律禁止引渡本国人，这是法律障碍，不是我们不想发。
• 拒绝移管：是否移交刑事管辖权是主权国家的权力，不是强制义务。

委员会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维持红色通报。

1. 位置已知不影响红通：红通不仅是为了定位，更是为了逮捕。知道在哪不代表抓到了人。
2. 不引渡有合理理由：来源国未发引渡请求是因为居住国法律禁止引渡国民。这是RPD规则允许的“合理理由”，不代表来源国放弃追诉。
3. 移管诉讼非义务：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是否有义务移交案件取决于双边条约。来源国拒绝移交案件，并不违反国际刑警组织规则。
4. 结论：只要来源国仍寻求在其他可能引渡的国家（非居住国）逮捕申请人，红通就依然具有合法的目的。

这是红通申诉中极常见的误区。申请人常说：“警察知道我在哪，为什么还通缉我？”

CCF 在本案中明确了法理逻辑：红色通报（Red Notice）是“定位（Locate）”与“逮捕（Arrest）”的结合体。

即使“定位”目的已实现（警方知晓住址），只要“逮捕”目的尚未实现（人还没抓回去），红通就依然有效。来源国完全有权保留红通，以防止申请人逃往第三国（可能允许引渡的国家）。

申请人持有居住国国籍，且该国宪法禁止引渡本国人。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红通死局”——既然永远无法引渡，红通是否这就失去了目的？

CCF 的裁决给出了否定答案：

• 合理理由例外：RPD 规定 NCB 必须寻求引渡，除非有“合理理由”。“对方国家法律禁止引渡”被 CCF 认定为最正当的合理理由。
• 潜在效力：红通的效力是全球性的。申请人虽然在居住国是安全的，但他一旦出国，红通就会在第三国生效。因此，来源国保留红通是为了限制其全球流动，这符合规则。

申请人提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方案：既然不能引渡我，那就把案卷移交给我的国家，让我的国家审判我。

这在国际法上称为“代为起诉”或“诉讼移管”。

然而，CCF 强调：这是主权国家的选择权，而非义务。

来源国完全有权拒绝移交，坚持要求申请人回国受审。拒绝移管并不构成对人权的侵犯，也不违反国际刑警规则。这打破了申请人试图通过“本土化审判”来规避红通的幻想。

• 不要纠结于“地址已知”：这在红通申诉中通常不是一个有力的删除理由。
• 国籍护身符的局限：国籍只能保护你在本国不被引渡，不能帮你删除红通。
• 移管诉讼的难度：除非两国关系极好或有特定条约，否则很难强迫来源国放弃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