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是 B 国国民，一位知名企业高管，曾担任 C 公司和 D 公司的董事。

来源国（A 国）指控他卷入了一起复杂的商业贿赂案：指控称前部长 Y 先生强迫商人 X 出售公司，作为回报，D 公司以虚高价格投资了 Y 先生兄弟拥有的 F 公司。申请人被指控作为公司高管参与了这一腐败共谋。

A 国签发了逮捕令，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发布红色通报。

然而，案情背景极为复杂，涉及国际仲裁。D 公司和 E 公司针对 A 国发起了双边投资条约仲裁，仲裁庭曾发布临时命令，禁止 A 国采取行动（如发红通）阻碍仲裁。

更戏剧性的是，A 国法院后来作出一项裁决，免除了案中所有其他被告（包括前部长 Y）的责任，认定贿赂指控不成立。但由于申请人身在国外未收到传票，他的案件被“技术性分离”，导致通缉令依然有效。

• 政治动机（第3条）：案件是为了报复国际仲裁，且针对的是前政府官员的关联人。
• 私人纠纷（第83条）：案件源于商人 X 的虚假指控，本质是商业纠纷刑事化。
• 缺乏目的：他在 B 国（居住国），B 国已拒绝司法协助，引渡无望。
• 程序非法：违反了仲裁庭的禁令；A 国法院已判其他同案犯无罪，案件事实基础已崩塌。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条：禁止政治性质干预（主要性测试）。
• 《数据处理规则》（RPD）第83条：禁止介入私人纠纷；要求有充分证据基础。
• RPD 第82条：红色通报的目的。

• 我是“漏网之鱼”：法院都判了部长和公司没罪，案子都撤了，就因为我没收到传票，还要抓我？这是为了面子硬撑。
• 仲裁报复：我帮公司打国际仲裁赢了 A 国，他们就发红通报复我。

• 程序分离：其他被告免责是因为他们出庭了。申请人跑了，没出庭，所以程序不能停，必须把他抓回来审。
• 仲裁不挡刑案：仲裁庭没说不能发红通，只说不能阻碍仲裁。
• 严重犯罪：这是涉及高官的腐败案，不是私人纠纷。

委员会决定删除红色通报，理由如下：

• 事实基础崩塌：A 国法院已判决所有主犯（前部长等）无罪，认定贿赂指控不成立。虽然申请人因未到案被“技术性分离”，但案件的实体基础（Substratum）已经不存在了。继续通缉一个“主犯已无罪”案件中的从犯，缺乏合理性。
• 私人/商业纠纷嫌疑：案件核心涉及复杂的商业并购和仲裁，NCB 未能清晰界定刑事责任与商业行为的边界。
• 政治与仲裁背景：NCB 在仲裁庭发布禁令后的第二天就发红通，且未解释理由，结合案件的政治关联，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合规性。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胜诉点。

• 困境： 申请人经常面临“缺席审判”或“程序分离”的窘境——因为人不到案，法院只审了别人，留着你的案子挂着红通。
• 突破口： 如果同案犯（特别是主犯）已经被判无罪，且判决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非因身体原因等个人理由），那么这个判决的效力虽然在程序上不直接适用于申请人，但在实体上已经否定了整个案件的犯罪事实。
• CCF的态度： 委员会认为，既然法院已经认定“没有贿赂、没有优待”，那么基于同一事实指控申请人参与共谋就失去了逻辑基础。继续维持红通违反了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相关性”原则。

本案涉及极其高端的“双边投资条约（BIT）仲裁”。

• 现象： 当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发生纠纷时，东道国常利用刑事手段（抓高管、发红通）来施压，迫使投资者在仲裁中让步。
• 对策： 申请人成功利用了仲裁庭发布的“临时措施（Interim Measures）”——命令政府不得采取加剧纠纷的行动。虽然仲裁庭令对国际刑警组织无直接约束力，但 CCF 会高度关注 NCB 是否利用红通作为“诉讼策略”来破坏仲裁。NCB 在禁令发出次日发红通的行为，被 CCF 视为具有恶意的“政治报复”嫌疑。

A 国检方试图维持案件的理由仅仅是“被告人未到案，程序不能结”。

• CCF的洞察： 委员会看穿了这种“技术性存活”。如果案件的实体已经死亡（同案全无罪），仅靠程序理由维持红通，属于滥用国际警务资源。这为那些因“程序僵局”而长期背负红通的当事人提供了重要的申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