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由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于2023年审理（决议号 2023-10）。故事的主人公 A先生是某国（D国）国民，被指控卷入一起跨国犯罪活动——作为一个犯罪集团的成员，涉嫌驾驶卡车将非法物资从他的祖国运输到邻国（C国）。C 国当局基于属地管辖权签发了逮捕令，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扩散通报（Diffusion）。

剧情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三国（E国）。申请人在该国过境时被捕，此时 C国和 D国同时发出了引渡请求。E国法院最终决定将他引渡回他的祖国D国。然而，回到祖国后，剧情陷入了僵局：C国当局坚持要在自己国内审判他，拒绝向 D国移交关键证据或移管诉讼。由于手中没有证据，D国司法机关最终只能因“缺乏证据”将申请人释放（Discharged）。申请人认为自己已经“没事了”，但随后发现 C国发布的国际通缉令依然有效，于是向 CCF 提起申诉，要求删除通报。

申请人主张删除数据，依据如下：

• 缺乏目的（Lack of Purpose）：他已经被定位、逮捕并引渡回国籍国，且国籍国正在行使管辖权（监控中）。来源国再次请求逮捕和引渡没有实际意义。
• 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Ne bis in idem）：他在国籍国已经针对“相同的事实和指控”经历了刑事程序并被释放。来源国继续通缉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受两次审判”的人权原则。
• 诉讼移管义务：在国籍国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情况下，来源国应将案件移交给国籍国审理，而不是坚持无效的通缉。

•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0条、97条：数据必须具有特定、经授权的目的（逮捕、引渡）。
• RPD第35条：数据需对国际警务合作具有利益。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需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行事（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审查）。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4(7)条：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国际定义。

• 已受管辖：既然已被引渡回国籍国且受到监控，来源国不应再发通缉。
• 应移管诉讼：来源国明知国籍国不引渡本国人，却拒绝移交案件材料，这是导致程序僵局的原因。正确的做法是让国籍国审判。
• 重复追诉：国籍国的释放决定应被视为案件终结，来源国的通缉构成了双重追诉。

• 属地管辖权：犯罪行为（运输非法物资）发生在C国境内，C国拥有主权权利进行起诉，拒绝移管诉讼是合法的。
• 拒绝合作的后果：申请人在国籍国被释放，完全是因为国籍国缺乏证据，而 C国拒绝提供证据是因为不想分割案件（同案犯头目在C国受审）。
• 通缉仍有效：只要申请人离开国籍国前往其他国家，C国仍有权寻求逮捕和引渡，因此扩散通报目的依然存在。

委员会决定保留扩散通报，但需添加警示信息：

• 驳回删除请求：“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国际上不自动适用。两国未达成移管协议，来源国基于属地原则拥有独立的管辖权。申请人在国籍国被释放是因为“缺乏证据共享”，而非实质性的无罪判决，因此不构成双重审判的障碍。
• 确认通报目的：只要申请人可能前往第三国，来源国的逮捕请求就具有实际意义（Purpose）。
• 添加警示信息（Caveat）：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在档案中备注：“该对象曾被引渡至国籍国，并因缺乏证据被释放。” 把最终的判断权交给未来可能逮捕他的国家。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即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受两次审判）是国内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然而，本案清晰地确立了该原则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数据审查中的适用边界。委员会（CCF）明确指出，该原则在国际层面并非自动适用，除非相关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或者原始诉讼程序已经正式、合法地从一国移管至另一国。

在本案中，申请人主张他在国籍国（D）已经被引渡回去并因“缺乏证据”被释放，因此来源国（C）不应继续通缉他。但委员会认定，由于两国并未达成“诉讼移管”协议，且来源国拥有属地管辖权（犯罪发生地），其有权独立进行追诉。因此，单一国家内的程序终结（尤其是非实质性判决的终结）并不能自动阻断另一主权国家的管辖权和通缉请求。

本案展示了典型的管辖权冲突：来源国（C）基于属地原则（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籍国（D）基于属人原则（嫌疑人国籍）。当第三国（E）面临冲突的引渡请求时，选择将人引渡回国籍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来源国的逮捕令失效。

委员会的审查核心在于：来源国是否有合法的诉讼目的？ 只要来源国未正式放弃管辖权（如同意移管诉讼），且在持续寻求逮捕和引渡，其发布的扩散通报（Diffusion）就具有合规的“目的性”。国籍国因缺乏来源国配合（未获得证据）而释放嫌疑人，属于双方司法合作失败的后果，但这不能剥夺来源国继续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追捕嫌疑人的权利。

这是一个关键的法律事实认定。申请人在国籍国被释放（discharged），并非经过完整审判后的无罪判决（acquittal），而是因为来源国拒绝提供证据导致的程序性释放。委员会敏锐地指出，这种释放并未触及案件实体，也没有解决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这也进一步排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因为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已受审判”。

当面对复杂的管辖权纠纷时，CCF 倾向于采用折中方案而非直接删除数据。虽然委员会驳回了删除扩散通报的请求，但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通过了添加“警示信息（Caveat）”的决定。

这一机制要求在档案中注明：“该对象曾被引渡至国籍国，并因缺乏证据被释放。”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判断权交给未来的被请求国——当申请人再次在其他国家被发现时，该国司法机关可以看到完整的背景信息（包括另一国的平行诉讼结果），从而自行决定是否执行来源国的引渡请求。这既维护了来源国的追诉权，也保障了申请人的辩护信息被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