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a BBB 先生（申请人）拥有 CCC 国和 EEE 国双重国籍。2001年左右，他开始在国外（FFF国）从事某些活动，并于2008年定居 EEE 国。平静的生活在多年后被打破，他在第三国（DDD）旅行时突然被捕。

警方告知他，CCC 国当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一份扩散通报（Diffusion），通缉令签发于2003年，指控他涉嫌两项严重罪行。

申请人感到非常震惊和冤枉，因为他查阅法律后发现，CCC 国指控他所依据的刑法条款是在2003年才生效的，而他被指控的主要行为发生在2001年至2002年。他认为这是典型的“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铁律。

虽然 DDD 国法院最终拒绝了引渡并将他释放，但国际通缉令依然存在。为了彻底消除隐患，他向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提起申诉，要求删除数据。

•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指控依据的法律（2003年刑法修正案）在涉嫌犯罪行为发生时（2001-2002年）尚未生效。
• 非法溯及既往：依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不能依据行为发生后才颁布的法律定罪。
• 数据违规：基于无效法律基础的逮捕令无效，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处理违反《章程》第2条。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需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精神行事（核心是合法性原则）。
• 《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禁止刑法溯及既往（Nullum crimen sine lege）。
• 《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1条：数据处理必须符合来源国法律及人权标准。
• 1984年大会决议 AGN/53/RES/7：关于记录拒绝引渡信息的规定。

• 时间线铁证：我做事的时候法律还没出，怎么能定我的罪？
• 逮捕令无效：源头的逮捕令就违宪了，国际通报自然也该撤销。

• 持续性犯罪：申请人虽然2001年开始作案，但他一直持续实施犯罪行为直到2008年。
• 适用新法：对于跨越新旧法时期的持续性犯罪，适用行为终了时（2008年）的法律是合法的，不存在溯及既往的问题。
• 证据确凿：有同案犯证词证明其在2003年之后仍在参与犯罪。

委员会驳回了删除请求，维持扩散通报，但要求添加注记：

• 认可持续性犯罪：采纳NCB的观点，认定犯罪行为延续到了新法生效之后。在此情况下，适用新法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 数据合法：逮捕令及诉讼程序在来源国法律框架下是有效的，符合RPD第10条和《章程》第2条。
• 添加注记：鉴于第三国（DDD）已拒绝引渡，依据相关决议，必须在档案中备注：“DDD国已拒绝引渡该对象”，以保障数据全面性。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刑法的基石。申请人以此为由，主张其行为发生在2001-2002年，而定罪依据的法律于2003年才生效，因此属于非法的“溯及既往”。

然而，CCF在本案中引入了“持续性犯罪（Continuous Offence）”的概念，对这一原则进行了限制性解释：

• 行为的延续性： 如果犯罪行为始于旧法时期，但一直持续到新法生效之后（本案中NCB证明行为持续至2008年），则适用新法不属于溯及既往。
• 单一行为理论： 持续性犯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单一的犯罪行为。其法律定性依据的是行为终了时的有效法律。
• 可预见性： CCF甚至补充指出，即便在旧法时期，鉴于国际公约的存在，申请人也应当预见到其行为的违法性。

这一裁定对于跨国经济犯罪（如长期洗钱、非法集资）的辩护具有重要警示：只要犯罪行为链条延伸到了新法生效之后，就无法利用“法不溯及既往”来逃避更严厉的刑事责任。

本案中，第三国（DDD）拒绝了引渡请求并释放了申请人。通常申请人会认为这意味着红通应当撤销。但CCF再次确认：单一国家的拒绝引渡不导致红通失效。

但是，CCF依据1984年大会决议，决定在档案中添加“拒绝引渡注记（Addendum）”。

• 意义： 这虽然没有删除红通，但对申请人仍具重大价值。当申请人进入其他国家时，当地执法部门会看到“DDD国曾拒绝引渡”的记录。这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对引渡请求的审查力度，甚至成为申请人在新国家抗辩引渡的有力证据。
• 策略： 律师在无法彻底删除红通时，应积极争取添加此类注记，以降低当事人在全球范围内的被捕风险。

申请人试图攻击来源国在双边引渡文件中提供的身份信息（妻子国籍、身份证号）有误。CCF明确划分了界限：

• CCF只管国际刑警系统（I-Link）里的数据。
• 国与国之间通过外交渠道直接传递的引渡请求书（Extradition Request），属于主权国家间的司法文书，CCF无权审查。

这一认定提示律师：攻击的靶子必须准。在CCF申诉中，盯着双边引渡文件的瑕疵是无效的，必须聚焦于INTERPOL系统内的数据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