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是一名企业高管，拥有某国国籍。他被来源国指控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包括未经授权的奖金转账、出售公司房产里的物品私吞款项、用公款支付个人保险费等），涉嫌挪用公款/欺诈罪。来源国签发了逮捕令并发布了红色通报。

申请人曾在第三国被捕，但在法院决定引渡前，他违反软禁规定潜逃出境。

此前，申请人曾向 CCF 申诉要求删除红通，但被驳回（仅删除了官网公开信息）。之后，申请人与受害公司在第三国达成了“民事和解协议”。受害公司收到了赔偿款，并出具信函表示“不再寻求刑事指控”。申请人据此认为案子已经结了，于是向 CCF 申请“复核”，要求删除红通。

申请人请求复核并删除数据，核心理由如下：

• 新事实（和解）：他已与受害公司达成正式和解，公司确认无未偿债务，并承诺不追究刑事责任。
• 缺乏刑事性质：既然受害人都拿钱和解了，这本质上就是关于奖金归属的“私人经济纠纷”，不应动用国际刑警资源。
• 缺乏目的：因为已经和解，且他在第三国引渡程序未完成（其实是逃跑了），红通已无实际意义。

• CCF《章程》第42条：复核申请的条件（新事实）。
• 《数据处理规则》第83条：关于红通必须针对“严重普通法犯罪”，不得介入“私人纠纷”。
• 《数据处理规则》第35条：数据必须具有国际警务合作的利益。

• 钱已还，案应销：受害公司已经拿到了满意的赔偿，明确表示不告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刑事案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 争议本质：这笔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奖金，现在我和公司通过民事方式解决了分歧，证明这就不是犯罪。

• 公诉权独立：刑事犯罪由国家公诉，受害公司的态度不能决定检方是否撤诉。
• 程序无效：和解是在国外签的，对本国司法没有约束力。受害人想撤诉必须回本国法院走程序，不能私下说说。
• 逃犯行为：申请人是从警方手中逃脱的，这证明他逃避审判，红通必须保留以抓捕他。

委员会接受了复核申请，但驳回了删除请求（维持红通）：

• 复核成立：和解协议确实是原审时未知的“新事实”，程序上接受复核。
• 刑事性质仍存：虽然有民事和解，但涉案金额巨大（严重犯罪），且来源国检方坚持追诉。民事赔偿不自动消除刑事责任。
• 私人纠纷不成立：挪用公款侵害的是法律秩序，不仅仅是公司利益，因此不能简单视为私人纠纷。
• 合作利益未受阻：申请人的逃跑行为导致引渡中断，而非引渡不可能。因此红通仍具有定位和逮捕的价值。

本案是国际刑警组织申诉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困境：当事人在海外与受害人（通常是前公司）达成了民事赔偿和解，受害人甚至出具了“谅解书”或“撤案申请”，这是否意味着红通必须撤销？

CCF 在本案中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其背后的法理逻辑在于：

• 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刑事犯罪（如挪用公款、欺诈）不仅仅是对受害人的侵权，更是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破坏。因此，刑事追诉权属于国家（公诉人/检察院），而非受害人个人。
• 和解的局限性： 尽管受害公司表示“不再追究”，但这只能被视为民事层面的放弃。除非来源国检察机关正式作出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决定，否则刑事程序依然有效。NCB 在本案中强调，撤回投诉必须在来源国法院正式进行，且不自动导致案件驳回。

本案申请人成功启动了“复核程序（Revision）”，因为他提交了原审时不存在的“新事实”——即他在第三国法院批准下达成的和解协议。这说明 CCF 对程序权利的保障是非常充分的。

然而，在实体审查中，CCF 并未因此删除红通。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满足复核条件 ≠ 申诉成功。CCF 认为，虽然和解协议引发了对案件“严重性”和“争议”的关注（Live Controversy），但只要来源国坚持追诉，且涉案金额较大（属于严重普通法犯罪），红通就依然具有国际警务合作的价值。

申请人在第三国（上诉法院准予软禁期间）逃跑的行为，对案件结果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 合作意愿的体现： 申请人主张红通“缺乏目的”，因为没有国家会引渡他。但 CCF 发现，实际上来源国发出了引渡请求，是因为申请人潜逃才导致引渡未果。这反而证明了红通存在的必要性——用于定位和逮捕逃犯。
• 推论： 如果申请人留在当地并赢得了引渡官司（基于和解协议被法院认定无罪或不予引渡），那么这份“拒绝引渡判决书”将是比“和解协议”本身更有力的删除证据。申请人的逃跑行为实际上剥夺了自己获得有利司法判决的机会。

对于代理此类案件的律师而言，本案提供了两个重要教训：

• 不要过分依赖民事和解： 除非能确保来源国检察机关同步撤案，否则单凭受害人的谅解书很难撬动国际层面的红通。
• 管辖权问题： 在第三国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来源国（原籍国）的司法主权没有直接约束力。如果想利用和解撤销红通，最好是在来源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