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是一名年轻女性（案发时18-21岁），某国国民。她在大学期间，被指控偷窃了一部手机和一张身份证，并利用偷来的身份证购买SIM卡及出售赃物。来源国法院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判处其监禁，并申请发布了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

申请人曾在第三国被拦截，并经历了引渡程序。最终，该第三国法院因两国无引渡条约而拒绝了引渡。申请人认为案子太小且引渡已拒，红通应撤销。

申请人请求撤销红通的核心主张及证据如下：

• 目的已实现/丧失：既然已经被拦截过，且引渡被法院正式拒绝，红通就没用了。
• 缺乏证据：指控基于被迫签署的虚假供词，实际上是被警察威胁的。
• 轻微犯罪（隐含）：案情仅涉及学生时代的手机盗窃，不应上升到国际通缉。

• RPD 第83条：红色通报仅适用于“严重的普通法犯罪”。
• RPD 第35条：数据必须对国际警务合作具有利益。
• RPD 第12条：数据准确性。
• RPD 第82条：红通的目的（定位、逮捕、引渡）。

• 我没事了：外国法院都判了不引渡，红通该撤了。
• 我是冤枉的：警察吓唬我要抓我家人，我才签字承认偷手机的。

• 继续通缉：虽然那个国家不引渡，但只要她去别的国家，我们还要抓。
• 证据确凿：有受害人证词，有她自己的供词（承认为了钱偷手机），还有法院判决书。
• 没有逼供：审讯程序合法。

委员会决定删除红色通报，理由如下：

• 属于轻微犯罪：尽管盗窃是犯罪，但考虑到涉案金额极低（一部手机）、申请人年龄小、未造成严重后果，这属于“Petty Crime”，不符合红色通报要求的“严重性（Seriousness）”。
• 数据不准确：通报里写的盗窃数量与判决书不符，违反数据质量规则。
• 驳回引渡理由：第三国因无条约拒绝引渡，并不自动导致红通无效，但结合犯罪轻微性，维持红通已无必要。

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国内法院判决有罪，就可以发红通。本案是一个绝佳的反例。

申请人确实被法院判决有罪（盗窃手机和身份证），且来源国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词、供词）在形式上是完整的。即便如此，CCF依然删除了红通。

核心理由在于“比例原则”与“犯罪严重性”：

• 红色通报的定位： 它是全球最高级别的通缉令，应当保留给“严重的普通法犯罪”。
• 审查标准： CCF 依据 RPD 第83条进行审查。虽然该案在形式上达到了刑期门槛（通常要求最高刑期2年以上），但 CCF 进行了实质审查。
• 本案要素： 涉案金额极低（几部二手手机）、申请人年轻（18-21岁）、受害人是个人而非公共利益。CCF 认定这属于“轻微犯罪（Petty Crime）”，动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资源来追捕此类案件，违反了数据处理的“非过度性”原则。

申请人试图通过“曾有国家拒绝引渡”来证明红通无效。CCF 再次澄清了这个常见的误区。

• 特定国家 vs 全球： 某个国家（因无条约）拒绝引渡，仅代表在该国无法执行，不代表红通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定位和逮捕”的目的。只要来源国承诺在其他有条约的国家继续寻求引渡，红通的目的性依然存在。
• 律师启示： 在申诉时，不能简单地拿“A国不引渡”说事，除非能证明“所有国家都不会引渡”或者“来源国已经放弃引渡”。

CCF 在审查中非常细致，发现了红通描述（偷了X部手机）与实际判决（只认定偷了Y部）之间的出入。

• 突破口作用： 虽然这个不准确（Inaccuracy）本身可能不足以导致删除，但它成为了 CCF 质疑案件质量的突破口，并结合“轻微犯罪”的定性，最终导致了数据的删除。
• 律师策略： 在申诉中，仔细比对红通内容与原始判决书的每一个细节（金额、物品数量、罪名表述），任何微小的出入都可能成为攻击数据质量（RPD 第12条）的武器。

申请人声称供词是被胁迫的，但没能提供任何证据（如医疗报告、律师证词）。

• CCF态度： 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CCF 不予采信。它不会因为申请人讲了一个“我很冤枉”的故事就推翻国家法院的判决。
• 关键启示： 这提醒我们，在进行证据辩护时，必须提供客观证据，而非单纯的口头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