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拥有双重国籍，是一位与其父亲共同经营商业活动的商人。来源国（某国）指控其父子二人涉嫌严重的经济犯罪（可能涉及腐败），签发了逮捕令并发布了红色通报。

申请人曾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删除红通的请求，但在2019年初的第一次审理中被驳回，红通继续有效。这通常意味着法律救济途径的终结。

然而，就在此时，案件出现了转机。作为案件关键涉及方的瑞士（推测）当局，向来源国检察院发送了一封正式信函，明确拒绝了针对该刑事案件（以其父亲为核心）的司法互助请求。瑞士当局指出，来源国的指控存在逻辑矛盾，且担心嫌疑人无法获得公平审判。与此同时，瑞士还解除了此前依据来源国请求冻结的银行账户。

抓住这一关键转折，申请人在得知信函后的6个月内，立即向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发起了复核申请。

申请人请求复核原决定并删除数据，其核心主张及证据如下：

• 新发现的事实（New Fact）：提交了瑞士（推测）检察院拒绝司法互助的信函副本。
• 指控缺乏连贯性：证明了三个不同的国家司法当局已经拒绝就此案合作，理由均是指控证据不足或矛盾。
• 资产解冻证据：提交了银行账户冻结令被解除的文件，且来源国未对此提出上诉（表明缺乏兴趣或证据）。
• 正当程序剥夺：证明调查人员拒绝向其律师提供案卷材料，剥夺了辩护权。
• 人权风险：引用大量国际报告，证明来源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且存在死刑风险。

• 《委员会章程》第42条：关于复核申请的严格条件（新事实、6个月时效）。
• 《数据处理规则》（RPD）第83条：关于证据基础和指控连贯性的要求。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关于人权合规性。

• 多国背书：既然瑞士等法治国家都认为这个案子证据有问题、人权有风险，国际刑警组织不应无视这些司法结论。
• 律师被拒：在来源国，我的律师连案卷都看不了，这根本不是公平审判。
• 来源国默认：对于我提交的这些对其不利的信函，来源国不敢否认，说明是真的。

• 无法奉告：当被问及瑞士信函的真伪时，回复称“由于本国法律限制，未被授权就此事进行答复”。
• 程序合规：坚称逮捕令有效，且已有死刑暂缓执行的官方政策。

委员会撤销了原决定，改判删除数据：

• 复核成立：瑞士的拒绝信函属于原审理时未知晓的“新事实”，且足以改变案件结果，复核申请受理。
• 推定真实：由于来源国未能否认信函的真实性，委员会采信了申请人的证据。
• 多国拒绝效应：三个成员国一致拒绝合作，引发了对案件指控连贯性和证据基础的“严重关切”。
• 人权隐患：结合律师无法阅卷的事实和国际报告，认定该案存在违反公平审判权的高风险。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价值在于“复核”机制的成功运用。通常，CCF的决定具有既判力，一旦申诉被驳回，针对同一事实的重复申诉将不被受理。但是，《委员会章程》第42条提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救济通道——复核。

本案清晰地展示了启动复核的两个刚性条件：

• 新事实（New Fact）： 必须是在委员会作出原决定时不存在或不被知晓的事实。本案中，瑞士（推测）检察院在原决定后发出的一封拒绝司法互助的信函，被认定为“新事实”。
• 六个月时效： 申请人必须在得知该新事实后的6个月内提交申请。

在一般的红通案件中，单一国家拒绝引渡可能被视为个案。但本案中，申请人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多国拒绝链”。

• 申请人证明了不仅是某一国，而是有三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包括瑞士）相继拒绝了来源国的司法互助或引渡请求。
• 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拒绝的理由不是技术性的（如缺少条约），而是实质性的——它们质疑指控的证据基础、连贯性以及来源国的人权状况。
• 裁判规则： 当多个法治发达国家基于证据和人权理由一致拒绝合作时，这足以推翻来源国指控的“表面可信度”，导致CCF认定数据“缺乏国际警务合作利益”。

在对抗制程序中，CCF 要求来源国（NCB）对申请人的证据进行回应。本案中，当委员会要求来源国确认那封关键的“拒绝合作信函”的真实性时，来源国 NCB 以“本国法律不允许”为由拒绝回答。

• 裁判规则： CCF 明确指出，来源国仅以国内法为借口拒绝确认事实，不应导致申请人受损。在申请人提供了详实文件（信函复印件、媒体报道）的情况下，来源国的“沉默”被视为对事实的默认。委员会据此“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了该信函的真实性。

申请人巧妙地利用了其父亲（关联案件）在其他国家的胜诉成果。虽然红通是针对申请人本人的，但由于案件基于同一事实背景（通常是家族式经济犯罪指控），其他国家对其父亲案件的定性（如解除资产冻结、拒绝协助），直接成为了证明申请人案件也存在“指控不连贯”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