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系某国国民，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来源国签发了欧洲逮捕令（EAW），并据此发布了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故事的焦点发生在申请人于欧洲某国（下称“所在国”）被捕之后。

此时的申请人已是一位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身患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并伴有严重的血液异常，身体状况极度虚弱。所在国法院在审理引渡请求时，收到了令人震惊的医疗专家报告：申请人的预期寿命可能不足五年，且任何形式的移动——无论是坐飞机、乘船还是坐车——都极有可能导致其病情急剧恶化甚至死亡。

基于此，所在国法院作出了罕见的裁决：拒绝引渡。法官认为，尽管欧洲国家间通常基于互信原则执行逮捕令，但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引渡是“不公正和压迫性的”，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然而，来源国并未放弃，他们坚称逮捕令有效，并承诺在押送过程中会派医生和护士随行。面对依然存在的红色通报，申请人向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提起申诉，要求删除数据，这变成了一场关于“执法权”与“生命权”的终极博弈。

申请人请求删除红色通报，主要依据及证据如下：

• 人权与健康危机：主张引渡将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健康伤害，甚至致死。
• 司法判决证据：提供了所在国法院拒绝引渡的判决书。该判决认定，鉴于其日益恶化和复杂的医疗状况，引渡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人权要求。
• 医疗专家报告：提交了主治医师的详细报告，证明其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血液异常，曾有多次紧急医疗事件，且专家建议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引渡运输。
• 生命权威胁：指出其面临五年内死亡的风险，强行引渡等同于对其施加不人道待遇。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所有行动必须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尊重人权。
• 《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禁止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享有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的权利。
• 《数据处理规则》（RPD）第34(1)条：数据处理必须符合人权标准。
• 相关判例法：参考了欧洲人权法院的 N. v. United Kingdom 和 Paposhvili v. Belgium 案关于驱逐重病外国人的标准。

• 引渡即死亡：鉴于其身体状况，任何引渡方式（海陆空）都可能直接致命。
• 判决既判力：所在国法院已经基于人权理由实质性地拒绝了引渡，这一认定应当被国际刑警组织采纳。
• 保障无效：来源国的常规医疗保障无法解决其复杂的病理问题。

• 程序合法：逮捕令合法有效，必须执行。
• 提供保障：承认申请人有健康问题，但承诺在引渡旅途中会提供医生和护士的协助，认为这足以保障其安全。
• 目的有效：引渡受阻只是暂时的或特定国家的，不影响红通的全球有效性。

委员会决定删除红色通报，理由如下：

• 风险实质化：采信了医疗报告和所在国法院的判决，确认引渡程序对申请人构成“危及生命”的威胁。这种威胁已超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29(2)条允许的公共秩序限制范围。
• NCB保障不足：来源国虽然提议提供途中的医疗协助，但未能针对“姑息治疗”需求及如何防止“不可挽回的伤害”提供具体、有效的替代方案。
• 目的丧失：在当前情况下，强行执行引渡将构成对申请人免受不人道待遇权利的侵犯。因此，该红色通报已无法在符合人权精神的前提下实现其“引渡”目的。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申诉实务中，仅凭健康状况不佳（如一般性慢性病、手术后恢复期）通常不足以阻却红色通报的有效性。委员会（CCF）的一贯立场是，各成员国的司法和监狱系统通常有能力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然而，本案确立了一个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和第25条（健康权）的高门槛例外。委员会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如 Paposhvili v. Belgium），指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引渡过程或随后的监禁将导致申请人面临“不可挽回的伤害”或“迫在眉睫的死亡风险”时，健康权抗辩才能成立。本案中，申请人被证明患有严重且复杂的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并发血液异常），且预期寿命极短（五年内），这使得任何形式的强制移动都构成了对生命权的实质威胁。

通常情况下，某一国家的法院拒绝引渡，并不能直接导致红色通报的删除，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仍会执行引渡。但委员会在本案中强调了对拒绝理由的实质性审查。

如果拒绝引渡是基于“纯粹程序性理由”（如条约缺失、文件瑕疵），红通依然有效。但本案中，所在国法院拒绝引渡是基于基本人权考量（引渡即是不公正和压迫性的），且这一判决是基于详实的医疗专家报告作出的。委员会认为，这种基于人权原则的司法认定与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的精神高度一致，因此该判决具有了超越单一国家范围的参考价值，直接影响了数据合规性的认定。

来源国国家中心局（NCB）在面对严重健康风险的指控时，不能仅提供常规的程序性保障。本案中，NCB 承诺“在引渡途中配备医生和护士”，这通常被视为一种有效的保障措施。

但委员会的审查更为深入：NCB 的承诺仅覆盖了“旅途过程”，却未对申请人到达后的“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及如何避免因环境改变导致的“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害”提供具体方案。当医疗证据显示引渡本身（无论交通方式如何）都将危及生命时，NCB 未能提供替代性的解决方案（Alternative Avenues）或更高级别的医疗保障说明，导致委员会认定其无法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实现引渡目的。

红色通报的核心目的是“定位并逮捕以引渡”。当委员会认定，由于极端特殊的健康原因，任何形式的引渡都将构成对申请人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时，该红色通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执行的可能性（Valid Purpose）。根据《数据处理规则》，缺乏合法目的的数据必须予以删除。本案表明，在极端人道主义危机面前，国际刑警组织会将生命权置于警务合作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