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是[某国]国民。某日，他在[某第三国]的国家机场过海关时，突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惊魂一刻：边境警察将其拦下，告知其护照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中显示异常，并当场没收了护照。申请人这才发现，虽然他并未收到红色通报，但他的护照已被来源国[某国]当局注销，并被录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SLTD）”数据库，状态为“已撤销（Revoked）”。这不仅导致他寸步难行，更让他陷入了可能随时被遣返的恐惧中。为了恢复自由出行和洗清嫌疑，申请人向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提起申诉，请求删除该护照数据。

申请人主张删除SLTD数据，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 缺乏合法性：其并未参与任何犯罪活动，当局撤销其护照没有任何合法的正当理由（Lawful Justification）。
• 政治动机：案件背后主要具有政治性质，护照注销是政治迫害的手段。
• 滥用渠道：来源国当局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限制其自由。

（1） 一般规定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1)条规定，本组织应“在不同国家现行法律范围内，并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确保和促进所有刑事警察当局之间最广泛的互助。”
•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1(1)条规定，“国际刑警组织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应在适当考虑到适用于国家中心局、国家实体或国际实体的法律的情况下获得授权，并应尊重合作对象的基本权利，这符合本组织《章程》第2条及其提及的《世界人权宣言》。”

（2）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6条规定，委员会应确保本组织对个人数据的处理符合本组织就此事项制定的条例。
• 委员会《章程》第3(1)(a)条和第33(3)条确立，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控制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的数据处理是否符合国际刑警组织适用的法律要求。

（3） 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

• a)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2条规定，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处理的数据必须“准确、相关，相对于其目的而言不过度，且保持更新。”

（4） 政治性质

• a)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3条规定，“严格禁止本组织进行任何政治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 b) RPD第34条规定如下：
• i. 34(2): “在将任何数据记录到警察数据库之前，国家中心局、国家实体或国际实体应确保数据符合本组织《章程》第3条。”
• ii. 34(3): “为确定数据是否符合《章程》第3条，应审查所有相关要素，例如：
• (a) 犯罪的性质，即指控和基础事实；
• (b) 有关人员的身份；
• (c) 数据来源的身份；
• (d) 另一个国家中心局或其他国际实体表达的立场；
• (e) 国际法规定的义务；
• (f) 对本组织中立性的影响；以及
• (g) 案件的一般背景。”

• 否认犯罪：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参与来源国指控的任何犯罪活动。
• 程序违法：护照被注销缺乏法律依据，是一种非法的行政手段。

• 涉嫌犯罪：指控申请人是[某组织/团伙]的成员，属于国家级通缉人员。
• 预告红通：声称将在“适当的时候（in due time）”对申请人发出红色通报请求。
• 注销依据：解释称申请人的护照是由该国主管当局依据[某法律条款]合法注销的。

委员会决定删除申请人护照在SLTD数据库中的所有记录，理由如下：

• 法律引用错误（不连贯）：NCB声称注销护照依据的是[某法律条款]，但委员会审查发现，该条款仅规定了护照的“签发”，并未规定“注销”的情形。NCB未能提供注销护照的正确法律框架。
• 证据缺失：委员会明确要求NCB提供“撤销护照的行政决定书副本”和“逮捕令副本”，以核实注销的事实理由。尽管多次催促，NCB始终未能提供这些关键文件。
• 结论：由于NCB无法证明注销护照符合其国内法律程序，也无法提供支持该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委员会认定该数据不符合国际刑警组织规则。

国际刑警组织的干预措施不仅限于红色通报（Red Notices），“被盗和遗失旅行证件（SLTD）”数据库也是其重要的警务合作工具。许多国家通过注销、撤销嫌疑人护照并上传至SLTD数据库，以限制其跨国流动。

不同于红色通报主要审查“刑事犯罪性质”和“逮捕意图”，对于SLTD数据的审查，委员会（CCF）的核心关注点在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Lawfulness of Proceedings）。根据《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1(1)条，数据处理必须适当考虑来源国的适用法律。如果护照的撤销本身缺乏国内法依据或程序不合规，该数据在国际刑警组织系统中即为不合规。

在本案中，申请人的护照被来源国注销并录入SLTD，导致其在第三国机场被扣。来源国国家中心局（NCB）声称注销是合法的，理由是申请人涉嫌犯罪。然而，CCF的审查逻辑极其严谨：

• 法律框架的一致性： 来源国引用的法律条款仅涉及护照的“签发（issuance）”，而未涉及护照的“注销（cancellation/revocation）”。这种法律引用的张冠李戴（incoherent information），直接导致委员会质疑注销行为的合法性。
• 证据的必要性： 委员会明确要求来源国提供“撤销护照的行政决定副本”和“逮捕令副本”。这是为了核实注销行为是否有事实依据（Factual Reasons）和法律支撑。仅仅声称“他是通缉犯”或“将在适当时候发红通”，并不足以证明此刻注销护照并上传数据库的合法性。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合规性审查中，举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数据来源国。当申请人对护照被撤销的合法性提出合理质疑时，NCB有义务提供具体的行政或司法文件来证明其行为符合国内法和国际规则。

本案中，NCB虽然回复了邮件，但未能提供核心文件（撤销决定书和逮捕令）。委员会认定，缺乏适当答复（lack of appropriate answers）使得无法验证数据合规性。这种“程序性违规”（即无法证明注销护照的国内法依据）足以导致数据被删除，即便NCB声称申请人涉嫌严重犯罪。

此案例确立了SLTD数据挑战的一个重要规则：护照在国际层面的失效，必须以国内层面的合法程序为前提。 如果来源国无法出示注销护照的具体法律条款依据和行政决定书，或者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与实际行为不符（如引用签发条款解释注销行为），CCF将视该数据为违反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PD）第11条合法性而予以删除。这为那些未被发红通但护照被无故注销、导致海外出行受阻的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