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系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CCF）于2019年第107届会议期间作出的裁决。故事的主人公拥有双重国籍（[某国1]与[某国2]），曾是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的生意主要涉及在[某国]进行一种受到高度监管的特殊商品进出口业务。一切的噩梦始于一批被海关扣押的货物。起初，这看起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商业纠纷——当局以“行政手续违规”为由扣押了他的大批出口货物。申请人本以为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罚款解决，然而，事态迅速升级。

来源国司法机构突然将案件定性改为刑事重罪。他们指控申请人并非简单的违规商人，而是利用公司作为掩护，组建了一个“稳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当局指控他无视国家对该行业的严格管控，在未获国家监察局许可的情况下，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非法交易。当局认为这是一个以逃税为目的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一张针对他的红色通报（Red Notice）随即发出。

申请人对此不服，向CCF提起申诉，主张案件本质为商业纠纷、来源国未积极引渡且同案犯已在第三国被拒绝引渡，据此正式请求委员会删除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关于他的所有数据。

申请人主张删除红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 缺乏合法性（案件性质）：案件纯属商业/私人纠纷，源于行政违规（货物因行政问题被扣），符合海关法规，是被强行刑事化，无刑事犯罪的合法依据。
• 引渡努力缺失：来源国当局明知其居住地多年，却从未向其居住国提出引渡请求，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限制其自由。
• 同案犯判例支撑：其同案犯（Accomplice）在第三国被捕后，当地法院因《欧洲引渡公约》不适用及诉讼时效已过为由拒绝了引渡。申请人认为自己若被捕也会遭遇同样结果，红通已无实际意义。

（1） 红通发布的核心规则

•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RPD）第83条规定，禁止针对私人事项或行政违规发布红通，除非涉及严重犯罪或有组织犯罪；要求提供充分司法数据证明犯罪参与。

（2） 数据处理的目的要求

• RPD第10条规定，数据处理必须有特定、合规的目的。

（3） 红通的核心目的与NCB义务

• RPD第82、84、87条规定，红色通报的目的是定位和逮捕以进行引渡；NCB有义务在人被定位后寻求引渡，或解释未采取行动的合理理由。

• 刑事性质论：坚持认为这是高度监管行业的严重经济犯罪。申请人组建了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非法交易和逃税获取非法个人利益，并非简单的商业纠纷。
• 关于引渡：承认知晓申请人位置，但因申请人拥有居住国国籍，该国法律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所以无法发出无效的引渡请求。但已发送司法互助请求（送达传票）。
• 未来承诺：承诺一旦申请人前往任何允许引渡的第三国，将立即寻求逮捕和引渡。

委员会决定保留红色通报，但需删除特定罪名，理由如下：

• 驳回“商业纠纷”抗辩：虽然有商业背景，但在高度监管行业中有组织地违反法律并获利，构成了刑事犯罪，符合RPD第83条关于严重犯罪的认定标准。
• 驳回“引渡失效”抗辩：NCB未发引渡请求是因为受限于“国籍禁止引渡”的法律障碍，而非消极怠工。只要申请人可能去往第三国，红通仍有存在的必要（定位+逮捕），符合RPD第10条的目的要求。
• 驳回“同案犯”抗辩：同案犯被拒引渡是基于特定国家的时效和条约理由，不代表红通在全球范围内无效，无法证明红通缺乏合规目的。
• 支持部分删除：注意到来源国已在国内终止了关于“走私（contraband）”的起诉，依据数据准确性原则，红通中必须删除关于“走私”的指控，其他内容（如逃税）保留。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规定，不得针对私人事项或源于违反行政法规的犯罪发布红色通报，除非该活动旨在促进严重犯罪或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

区分“商业违规”与“刑事犯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主观犯罪意图及是否有组织地规避监管。本案中，申请人辩称其行为仅是违反了海关行政法规，且是为了对抗行业的“事实垄断”。但委员会审查发现，涉案行业属于“高度监管行业”（Highly Regulated Sector），申请人及其公司在未获国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伪造文件、建立稳定的组织架构来进行非法交易并逃避巨额税款。

可见，CCF 的审查标准在于：即便案件具有商业背景或行政违规的诱因，只要来源国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具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意图”和“有组织的客观行为”，且违反了该领域的刑事法律框架，所谓的“事实垄断”或“商业环境不公”并不能剥夺该行为的刑事性质，不能以此要求删除数据。

红色通报的目的是定位、逮捕并引渡。如果请求国在知晓下落后长期不采取行动（消极怠工），则数据可能被视为缺乏目的性而删除。

但“法律上的不能”与“主观上的不愿”存在本质区别。本案中，申请人身处拥有国籍的居住国，该国法律明确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来源国因此未发出注定被拒的引渡请求，但通过司法互助渠道送达了传票。委员会认为，来源国未发引渡请求是基于“国籍禁止”的法律障碍，而非缺乏勤勉。

红色通报的效力不仅限于申请人当前的居住国，更在于防止其逃往第三国。只要申请人存在前往其他允许引渡国家的可能性，红色通报在国际警务合作中的预警和逮捕功能依然存在。因此，单一国家的“法律性引渡障碍”不足以导致红色通报在全球范围内失效。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申诉中，同案犯在第三国被拒绝引渡的判例往往被视为有力证据，但其证明力取决于拒绝的理由是“实体性”的还是“程序性”的。

本案中，申请人的同案犯在第三国被拒绝引渡，理由是《欧洲引渡公约》不适用及该特定国家的诉讼时效已过。申请人主张这一结果证明其案件在国际上无法执行。

然而，CCF 认定，诉讼时效和双边条约适用性属于“特定国家（Country-specific）”的拒绝理由，并不代表对案件实体是非曲直的裁定。不同国家的诉讼时效计算方式不同，且来源国的时效因嫌疑人逃避侦查而中止。因此，一个国家的程序性拒绝不能推导出红色通报违反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整体规则，不具备普适的参考意义。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的数据必须准确、相关，相对于其目的而言不过度，且保持更新（RPD第12条）。当来源国的刑事政策或立法发生变化时，通报内容必须随之调整。

本案中，尽管CCF驳回了申请人关于商业性质和引渡目的的申诉，但注意到来源国因立法变更，已在国内终止了关于“走私（Contraband）”罪名的起诉。虽然其他指控（如逃税）仍然有效，但根据数据质量原则，CCF 最终决定保留红色通报，但责令删除其中关于“走私”指控的所有描述。

可见，CCF 的裁决并非“全有或全无”。在无法彻底撤销红通的情况下，依据数据准确性原则，通过证明部分罪名已在来源国失效，申请人可以争取到“修改数据”的结果，从而减轻通报显示的罪行严重程度。